摒弃百印一面 技道双进 古雅多姿

　　《诗经》内涵丰富，艺术性极高。创作每一方印都要求鲜明的个性，鲜活、富于想象力与变化，耐看。朱成国以古雅作为主风格和基调，体势多变，新奇、朴拙，“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和创作历程中，朱成国突出的感受是，文化素养是表现悠远文化题材的内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虽然刻的是《诗经》篇名，寥寥几字，但理解每篇的内容以及艺术表现手法，对创作每一方印都至关重要，其中赋、比、兴手法，颇多启迪。他认为，一个篆刻作者倘能刻制一些主题性作品，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印集，大有益处。主题性创作，较少功利，应是纯然艺术思维，最为体现作者的学养、功力、才情，它逼着你补短板、下苦功。千变万化的形式感，不会让你抱残守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不断否定、修正中，技道双进。伴随你的将是一种生命向上的喜悦和迈步行进的欢乐。

　　《诗经》是先秦两周时期的汉语，是通过艺术加工、提炼后诗化了的书面语言，准确、生动，富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以《诗经》为主题的篆刻创作，须围绕它的艺术特点进行。朱成国首先在入印文字的使用上，以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为主，气息相合，更契古意。甲骨文、金文，古石刻、陶文等皆在应用之列，根据不同的篇章内容，通过虚实、呼应、挪让、屈伸等艺术处理，或删繁就简，或避实就虚，或夸张变形，但万变不离其宗，以古雅为旨归。朱成国幽默地说：“我刻《诗经》，唯我独尊。”

　　其次，在用刀技法上，冲、切、披、削，回环互用，向线、背线用刀，不一而足。有时，成竹在胸，放刃直干，似勇士赴阵；有时，如琢如磨，宛如大匠治玉，优游不迫。

　　《诗经》内容包罗万象，《风》《雅》《颂》，形式齐备。在这部远古的乐歌中，综合了各种修辞手段，诸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排比、回环、拟声、摹状等烘托艺术表现。以上种种皆成为朱成国《诗经》篆刻的意境营造，在章法构成上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他在创作中弃僵化，避雷同，用一个个独具个性、活泼泼的艺术生命，把先民智慧的创造力真切地表现出来。

　　作品《葛屦》，白文印。篆取汉凿、将军印法，趣参汉、晋印意。他在治此二字印时，拟稿十数纸始得称意，解决了字形狭长，极难跌宕生姿之隐忧。印文“葛”“屦”二字中宫以一虚一实成之，虚实相生、不落俗格，加之“屦”字小用挪让之法，使“女”字撑底，匠心独运，别开生面。虚实之妙存乎于心，技道相映，臻至妙境。此印用刀之法使刀如笔，流走中不乏苍涩之意，处处行处处留，线条内美之丰，耐人寻味。作品《鹤鸣》，朱文印。化上古文字为自家篆法，蕴含象形意趣，鹤之鸣叫呼之欲出。朱成国在创作中易数稿后成竹在胸，放刀直取，一气呵成，似大匠运斤，力所未到气已吞，线质斑驳率意，有妙造自然之感。章法上，两字体势下沉逼边，求其稳实。右上、左下大块留白，践古人“计白当黑，奇趣乃出”之旨。整方印章疏朗清透，生动灵秀。

　　综观二印，一阴一阳，正所谓阴阳合德生万象，篆法、刀味、石韵熔冶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之妙制。

　　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胡崇炜谈道，作为篆刻名家的朱成国，并未因功成名就而止步，印风日趋老辣，高雅间又增加了一种磅礴之气，无意间撞击人的心灵。朱成国站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挚爱的高度，将《诗经》入印，克服了重字多、异体字多等诸多不利，每方印皆独具匠心，让人品来趣味盎然，既是对篆刻艺术的突破，更是对经典的一种独特文化展现。作为辽宁书法篆刻界的前辈，他以一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精研篆刻艺术，不断前行、不断发掘、不断继承、不断创新，其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