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资中筠

◎北京出版社

　　◎2017年6月出版

　　至今每当《未完成交响曲》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时，总会唤起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而又莫名的惆怅感

　　音乐联谊会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周末到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家去听唱片。温德其人在清华和北大是很知名的。他自20世纪20年代来华，从此终生执教于中国，主要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在大半个世纪中与中国师生同甘共苦，抗日时期一起撤到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一起复员，院系调整后与文学院一起合并到北大，“文革”中和许多中国教授一起受冲击，一度被扫地出门住到一间他称之为“门房”的小屋，最终老境凄凉，以百岁高龄在北大逝世。他执教是在外文系。我上过他的莎士比亚和英诗课。大约是与他的音乐修养和爱好有关，他非常强调诗歌的节奏，每选一诗都用很多时间讲节奏，犹如中国旧诗讲平仄。至今他敲着桌子念“tedum、tetedum……”之声仍似在耳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说英语适于写诗，有乐感，举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剧中一句台词为例：“murder！murder！（谋杀）”他用深厚的男低音拉长声反复读这个词，确实给人以恐怖感。然后他与法文比较，“谋杀”在法文是“assassiner”，发音急促。他压扁了嗓子重复读这个词，那神秘而恐怖的味道一点也没有了。我想这是他一家之言，法国人大概不会同意法文不适于写诗之说。

　　他终身未婚，养了一只猫，爱抚备至，坐拥数不清的唱片，是极有鉴赏力的音乐评论家。我们到他家听唱片，宾主都各得其所。我们当然大饱耳福，谁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好唱片，而且听他发表意见总是很受启发的。对他来说，有这样的座上客和听众也是一乐。他虽是美国人，对音乐的见解却是绝对的欧洲古典派。浪漫主义时期以后的作品就不大入他的耳。对这派人有一种说法：“勃拉姆斯以后无音乐。”使我想起我国古文学中的“文不下秦汉”派。我最记得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一边放他的作品，一边说“cheap（廉价）！”他认为老柴太过于多愁善感。我那时很喜欢柴可夫斯基，恰恰就在于比较容易听得懂，容易被打动。听到温德尖刻的评论吃了一惊，还曾暗自惭愧，好像是自己浅薄，但是我还是觉得柴翁的作品好听。

　　前面提到，张肖虎先生为竖琴谱了《阳关三叠》，后来改为钢琴曲，就是1948年在清华完成的。我有幸首先奉张先生之命“试弹”。乐曲的结构就是主旋律和三段变奏，十分好听。张先生希望我练好以后灌唱片，后来时事变迁，终于未实现，一搁就是四十年。

　　音乐积极分子中有一位同学陈平，他钢琴弹得不错，主要是鉴赏家，通乐理，还作曲。他比我高一班，原是数学系，后转哲学系。听说出身名门，饱受家学，英文非常好。对于这种文理兼备的同学我总是比较钦佩。我不知从哪里读到柏拉图说，美学的最高境界是音乐与数学的结合，因为二者都是最抽象的，不借助任何有形之物。我理解：例如诗歌还是要通过语言，就免不了特定的含义，而音乐完全由声音传递一种意境，凭听者自己体会；同理，数学只讲“理”与物无关，而其他科学都研究某种物质等等。这是我的瞎琢磨。我中学时也曾迷过数学，在清华的一段时间自己曾浸沉在如何把数学与音乐结合起来的幻想中。遇到陈平这样的同学，就很想同他讨论这个问题，谁知他对我这些不靠谱的幻想不感兴趣。而且他已经思想倾向革命，1949年初，没有毕业就响应号召参加工作，临走给我留下一封信，说我这种幻想对现实社会毫无意义，应该丢掉，到现实中来拥抱新中国（大意）。他后来到过朝鲜前线，主要在音乐出版社编音乐杂志，开始颇得其所。但是他本人是书生气十足的，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未能免于难，曾下放劳动。改革开放以后又相遇，都已垂垂老矣。现在他也已去了另一世界。他的情况下一节还要谈到。

　　（连载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