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一个人怎么过？吃饭就是食堂，或者他侄儿媳妇说的周围小馆子；衣服扔给洗衣机；不爱看电视；跟筒子楼里老少单身汉闲来闲往；四处逛逛，看看花草。老人半闭着眼跟重庆晚报记者嘟哝了一句：“最近几年，早上起来总觉得冷，要烤烤火……”漫长的50年，一个人的路应该不好走吧。

　　他随身带一个锈迹斑斑的红色铁皮眼镜盒，盒子里贴着一张小纸片，写了十几个人名和电话，都是侄儿、侄媳妇这些亲戚，还有田医生。

　　没人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什么都不说，就是盯着看。重庆晚报记者问他要不要打给其中一些人随便聊聊，他摇头：“不打，没得啥要说的。”

　　病房里年初进来的病友说，这几个月，见他其中一个侄儿媳妇来过两次，没见其他人来过。

　　中午11点半，这个侄儿媳妇来了，带了一盅萝卜炖猪脚汤。老人想让侄儿来，说是有事情要交代。侄儿媳妇说：“他在合川给人做装修，走不脱。”重庆晚报记者问她平时忙不忙，她说：“孙子上幼儿园，每天要接送，我也是53岁的人了，也要照顾一家人。”

　　把毕生积蓄，想交给主治医生

　　患病这10年，他见得最多的人，是主治医生田玲。

　　田玲30多岁，小小的个子，话音细细的，乍一看，是个实习医生模样。2003年她从原泸州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肿瘤医院。2009年10月，杨希贤来看病，就此开启了一段田玲的职业生涯里最撕扯揪心的情感。当时老人已经在其他医院看过，医生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告知老人真实的病情是肺癌晚期，但他大致猜到了。田玲说了实话，老人心安了。信任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他觉得自己的知情权被尊重——他想要知道得了什么病，还能活多久。

　　田玲说，一般这个年纪这个病情，也就1年多吧。那句话说完，到现在，已经快8年。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以至于一个独居半世纪的老人，会想要把自己卖房子的钱，自己这辈子全部的家当都给医生？田玲自己都觉得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