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7日，《青岛早报》副刊发表了诗友邵竹君老师写给我的一篇散文《凹汉的年》，其中有几句是：可以断定，今年春运的任何一辆车、一架航班、一条道路上都不会有凹汉的身影，他终于不再成为春运的“负担”了。是的，我确实没有成为春运的“负担”，因为我来到了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从事中医推拿工作。我的春节不得不在国外度过。

　　过年放了五天假。老板帮我们六个中国同事在棉兰市中心一家饭店预订了年夜饭：一只烤鸭，一盘大虾，一盘梅菜扣肉，一盘凉面，一条鲤鱼，然后是自助火锅及啤酒饮料。刚开始，我觉得这样的年夜饭算不上丰盛，比起中国摆一大桌子满满的场面差多了。但是等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华侨们带着自己家人来吃年夜饭，桌面上的饭菜与我们也完全一样。原来这里的年夜饭，不是说哪个人多有钱，就一定比别人吃得多么昂贵奢侈。他们平时吃饭也是讲究少而精，提倡勤俭节约不浪费一粒粮食，吃完了不饱可以再要。另外他们平时吃饭基本不喝酒，所谓吃饭是单纯的吃饭吃菜。记得在国内到饭店吃饭，大多要喝酒喝得东倒西歪，才叫吃得高兴。

　　我们要了几瓶啤酒。平时很少喝，总觉得过年了还是应该喝一杯意思意思。相比我初来乍到，其他四个中国同事在这里已经打工三年了。连续三年的年夜饭都不能与家人一起吃，背井离乡在遥远异国的思念之情，绝对与国内感受不一样。即便我初来此地，也觉得离家越远越想家，特别是自己到了中年，越来越觉得世间唯有亲情最重要。几杯啤酒下肚，其中一个女同事的眼圈就有些红了。她40多岁了，已离婚多年，自己带着女儿生活很不容易。见状大家赶紧劝导说：“要高兴起来才行，趁着过年，这里的华侨都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雅加达、澳大利亚、美国等回来了，来做推拿的客人要比平常多不少，大家一起努力多做客人多赚钱。”说到钱，我们在这里的工资是发印尼币。过年时，正是全球新兴国家的金融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影响，贬值非常严重，无形中我们的工资也跟着大幅度缩水。所以在印尼打工，实际收入受这方面的影响很大。老同事们已有经验，看到汇率不稳定时，都把工资先放起来，等汇率变化到合适的阶段才去兑换人民币。

　　吃年夜饭当中，只有我们一桌人在喝着啤酒，说标准普通话，但口音还是明显夹杂着山东、湖南、重庆三地味道，引得旁边不少华侨注意。大概一听我们说话就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印尼华侨到现在的80后90后一代，受到以前印尼政策影响的一些因素，许多已经不会说汉语。不过印尼政府现在也注意到，并认可大量华侨们的勤恳智慧，为印尼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允许他们自由讲汉语并开办汉语语言学校了。

　　吃完年夜饭走出饭店门口，我们看见了旁边锣鼓喧天的舞狮大会，而且舞狮者都是印尼本土人。他们穿着红色衣服，舞着红色狮子。时而把狮子头抬得很高，时而把狮子头降得很低，时而连翻两个筋斗威风凛凛，时而翘着屁股，夹着尾巴，好像在饮水。又突然地狮子大开口，仿佛向围观的人群张开血盆大嘴。他们甚至还在桌面与椅子上舞出一些高难度动作。舞蹈的非常娴熟活泛，锣鼓的节奏感也非常强。狮子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认为它能驱邪镇妖、保佑平安，华侨们早已排队等候，把准备好的红包放进狮子大口。这令我不禁感叹，印尼的年在其他方面比不上中国的年味浓厚，但保留的这一舞狮传统，却令国内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为之逊色。从我与推拿的华侨客人交谈中，也发现印尼华侨们在书法、国画、古代诗词等都获得过不少国际奖项。

　　晚上回到自己宿舍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满脑子都旋转着父母、老婆、女儿的面容，只好起来玩玩手机，听听音乐。突然想起腊月，给一个广东老华侨做推拿时攀谈闲聊广东的年俗。谈到他在印尼生活了50多年，依然记得自己在广东乡下的亲人与伙伴儿，记得每一条小路，每一块田地。他心中始终有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是的，50年了这里的春节还是不能杀猪宰羊，不能熏制腊肉，不能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我还是听着手机音乐《欢乐中国年》朦朦胧胧入睡了，只是在睡梦中竟然又朦朦胧胧念叨孟浩然《除夜有怀》。最后两句：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