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呢叫公共知识分子，换马甲以后被称作公知，但无论披什么外衣，曾经都是俺很景仰的“家伙们”。您想，据说都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道义人士，再加上批判精神和语义担当，确实值得尊敬，虽然一些时候“家伙们”有点牛。出现变化是由于偶遇一事：某天受洗大学教授公知角色般的布道，说是牛×的人都是傻×。这个，这个让俺觉得不太适应，想想，假如不牛焉能成公知？再联系教授的观点，数以百万计的鱼，一网下去只得三两条，结果网内就有其人，着实傻得可以。景仰傻瓜是有点不合适，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傻，分不清谁傻谁不傻，末了对“家伙们”的景仰没多久就被时间运走了。

　　先不管是叫公知还是公共知识分子了，往前推若干日子，这支喧闹的队伍人们在街肆和庙堂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像保罗·威利斯专注于“家伙们”一样跟在他们的后面。再后，不知道是不是俺不理睬他们的原因，公知很快就沉寂了，想不到岁末年初又被翻出来回锅，是为了追悼？不过一个个被网络用绳子系着排队的样子，更像是金钱作祟。当然了，这本身估计并不关公知们什么事儿，疑问是真的有所谓公平、正义、自由的知识分子么？

　　人们总是用主观的符号来描述客观的世界，所以咱不敢像公知那样所指和能指都分不清就标称客观，只能说说观念的事儿。

　　无论是把社会视为一个控制系统，还是当作一个文化集合体，在现代国家（文化）概念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都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就如莫里斯·迪韦尔热絮叨的那样，“对市民社会的领导以及统治阶级通过市民社会行使的领导权，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来承担的。”这使人想起从前那些没文化的乡野村姑和莽汉，虽然认不得圣典，却也俨然自觉遵守儒学伦常的样子，尽管有时可能是假装遵守，但我们依旧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是知识分子在起着中介作用。理论上讲，“士”是“礼”的模范，倘若士大夫及以上的权贵不小心暴露出市井刁民狡黠、圆滑的无修养行为，那一定也是秀才之类的知识分子传递上去的。

　　这种说法有些强词夺理，不过却很契合寄望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理，在不少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可以独立于污泥和浊水的荷花，是天使而不是人。老实说，谁不把自己当人是他的自由，身为污泥浊水的常人不该将之非人化。知识分子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体的社会阶级，带着公知帽子的“家伙们”更不是，有些人与资本所有者为伍，比如众多的经济学家，一些人则和旧时代的价值同居一室，惶惶不知所措地追忆人治时代的乡绅贵胄，还有人刚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椅子上挪走臀部，转身就揭批他领导过的反动教育体系……

　　实质上这些画面并不关涉人品，就算没有利益驱使，各色知识分子们也是不可能脱离与之关联的文化或者价值群体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即使没有威权，即使摆脱、超越文化、道德积淀的困宥，也难以承受社会分工碎片化下饭碗的轻微压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必然如此，他（或者他们）一定是某一利益集合体的代言者。很多年之前，葛兰西就清楚地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迷惑，提出要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样才能保证产生革命的大众文化。也许到了大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才真正可以有，不过到那时候可能也不需要有了，就现而今的情形来看，以普世说法掩盖利益诉求或者才是现实的，也更真实。

　　扯得有点远了，国家兴亡匹夫都有责任，拥据话语权的侠士自然更应该倾尽全力。不过呢，既然所代表的主要是或大或小的某个群体，有公允就可以了，别公知了，就像貌似知识分子以道义先的乔峰，是否为丐帮服务都明确个态度，又要代表丐帮又要代表胡人，大约是活不成的。当然了，俺还是相信忧国忧民的“家伙们”是真心期望未来更好的，故而小声建议一下，别老是嘀嘀咕咕的，光语义担当多无趣啊，先把大排量车封了，再来说污染的事儿不是更“公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