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与物欲之间没有人可以幸免，我们要检讨什么？是“娱乐至死”？是精英失语？还是利益洪流中理想的逝去？不同身份、地位以及不同利益团体的人给出的答案应该是有差异的。只是站在一个族群中，面对仿佛是一个独行者的巴金先生，或许确有一些东西在触动我们……

　　2005年10月巴金先生离世，在叹息声中有媒体概括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许吧，之后的近十年里，关于巴金，热络的声音逐渐归于沉寂，到后来，除了职业层面的研究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游览他构筑的世界。然而，在巴金诞辰110周年（11月25日）的日子里，曾经的思虑再次被激活，许多有影响的媒体又开始重新回忆巴金曾经说过的话语，文艺界也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作家王安忆提出：“应当将这个日子当作一个检讨的机会”。

　　总有一些东西我们难以忘怀。巴金先生并不是“人民作家”这样的称谓可以概括的，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大师，还是做一个“忏悔”者，无论是在文学层面，还是在文人感性化的思想领域，不管是抱持赞誉的立场，还是相信贬抑的态度，人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不仅用笔还原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还竭力去修复那个时代扭曲的身影。他似乎是一个特殊的符号，被幻化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漂浮在烈日下，漫游在夜空里，最终渗透进血液，在绵延的文明之墙上，蚀刻下深深的痕迹，让您难以抹去。

　　洞 见

　　以当代文学参与者的视角，说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一般的认识是鲁迅，凭直觉人们认同响鼓重锤在嘈杂的人群中有最强的冲击力。然而，“回到那个时代”的研究者发现，在文化青年中、在思想层面，拥有更强影响力的是巴金，是他的“三部曲”，《激流》、《爱情》、《人间》等——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世俗行人生活的轨迹。果真如此的话，问题是巴金的作品何以会有这样的力量？无声细润何以会穿透表层坚硬的土地？

　　论尖刻和犀利，鲁迅是无人能及的，然而就如《祝福》惨淡的人生，《边城》绝美的意境，或者还有郁达夫笔下“迷途羔羊”的细腻柔情，所展示的无不是一隅的画面。而巴金，可以说是以其洞见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风景，“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激流〉总序》)。尽管因为年轻，画卷还不够完整。

　　作为非专业人士，站在象牙塔外旁观，也许您就能够看到，《激流》不只是以“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再现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那么简单，也不只是革命潮流对青年一代的冲击。在新与旧的交替中，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个人与家族，甚至是个体的内心深处，激荡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也许作者并未自觉地意识到，但通过其笔墨的再现，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人性的荒诞。的确，人性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觉新不是榜样，高老太爷也不是魔王，不过真诚坚守的卫道士可以心安理得地凌弱妇女，比如嫖娼，作者所花心思最多的觉新，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但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却以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享受了一段平静，或者还甜美的生活。这怎么可能？遗憾的是，生活就是那样，到今天人们仍然熟悉道德场合的高谈阔论出自男盗女娼的皮囊，正是因为生活中的荒诞，《家》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

　　不管在客观上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年轻的巴金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洞察力的智者之一，在他的笔下，不是情绪化的控诉，不是有选择的批判，而是对人、对社会翔实细致的解剖，冲破牢笼未必就一定有圆满的归宿，比如觉慧，然而牢笼必须有人去砸碎。

　　反 思

　　新世纪重谈巴金先生的意义，专家们几乎都不太看重其旧时代的作品，而是把着眼点都集中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反思上。很多人把《随想录》与新时期的启蒙运动相联系，并从文学“干预生活”的范畴来解读，试图以文学生活的角度介入现实生活的价值重塑。就当下的价值认同，我们无法评价这样的期望，但从“奉旨”描绘美好未来到独立思考，到超越时代生活的人性反思，这确然是当今需要真诚琢磨的问题，特别是在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时候。

　　客观地看，即便是一个单纯的乡野农夫，人们要真正地了解其性格也是困难的，面对一个历经时代反复雕琢的“大人物”，其性格的复杂性更是无从把握。慰藉的是，在混沌的烟雾中，仍能看见清晰、光辉的身影。就像《随想录》，是一部碎片的集合，也是自成一体的鸿篇巨作。自揭伤疤、挤脓疗伤的巴金先生，作为大事件震荡的受害者，没有像施害者、受害者身份转换的一些人那样，在抱怨声中将罪责无来由地归结到他者个体身上。与一些声称“永不忏悔”的作家不同，他没有停留在表层文化上，而是从自身出发，在忏悔的思绪里追问自己。

　　为了私人的保全，为什么会放弃理想？大事件中个人应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

　　人从来就不是自由的，然而人是自主的。语言的乌托邦只会颠倒话语者和话语的关系，使话语者沦为话语掌控的奴隶，空话、假话无法构建美好的未来。一些时候不是由于苟全于乱世，而是因为利益的攫取，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灵魂的奴隶，这难道不比肉体的奴隶更可悲吗？这是为什么？想到自己也曾单纯地相信不实的虚拟蓝图有助于现实大厦的铸成，巴金先生不得不沉思，“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他开始用所能的各种方式向讲真话回归，希望借此来消除良知上的焦虑和不安，希望以此来读解荒诞的生活场景，进而寻到解放的路径。他希望自己的“忏悔”不是个人的，然而，站在他同时代的人群里，很多人将人性同情弱者的情感，投射到对自己的同情，释然原谅了自己，巴金没有这样做，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他孤独的身影。

　　背 影

　　人们习惯于让英雄来担当那些能听到响动的大事件，如耶稣之于基督徒的灵魂拯救。在另一面，理所当然地让反派个体扛起了恶行，如慈禧统揽的罪责。类似于此的荒唐说辞，今天仍是一些人遮蔽真相的理由：很多人有选择地忘记不就是如此吗？可喜的是，责任追诉已经成为当下现实的法律。

　　那么旁观者呢？是不是就可以逃离谴责和责任呢？巴金认为自己不能，实际上就荒诞生活和他亲历之下凹凸不平的时代，他一个人担当不起文化层面的反省。环视眼前的现实生活，面对年轻一代逐步弱化的精神追求，面对知识兴趣被挤出的感官生活，忧虑的博学之士以群体的身份正担负起回归“启蒙”之重任，比如当下的书院、讲堂。问题是如果知识的承载者（特别是作为群类的精英们）不能达成自启蒙，不能脱下皇帝的新衣，企图让以虚言牟实利的群类得到启蒙，这，如何能够？

　　我们需要真实话语的环境和生活。就像巴金先生留下的背影，也不是伟岸无暇。贬抑者认为其态度并不鲜明，抑或是“只说不练”，这些说法并非强词夺理。巴金的确只是小心地打开了一道门缝，让您看到历史或者是心灵仓库中堆放的一些杂草败絮，却又不振臂召唤人们去清除掉。说实话，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污渍，倘若确实如此的话，反而觉得这才是真实的生活。联系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能够做到唤醒昏睡的人们已经很不容易。他不是勇者，之所以“只说不练”，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能，对一个远去的逝者，除了他毅然独行的背影，我们已经无法追问。

　　的确，巴金先生不是泰山矗立，能够为我们阻断海上刮来的飓风，他也不是夜空北斗，能为我们指明方向，他的洞见，他的追问，顶多只是给我们提供了生活以及思想上的参照。可能，可能就像立地的一棵树，就像空中曼舞飘飞的一根鸿毛，如果您在风中正露野行走，如果您不是基于对风暴的退避，以手遮目，而是抬起头举目远方，您就会看见它——巴金依然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