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念到一篇文章，提及王右军对东晋权臣庾亮的评语，所谓“唯丘壑独存”，大约是佩服庾亮身上残存的风雅情趣。文中饱含对出世情怀、静远风骨的追念，诱人想往瘦骨嶙峋孤身荒野，来一个头仰手背、衫长帽斜的野渡定格。雾霾经年，权当梦想了。

    “丘”往大处说就是山峦，“壑”从方寸解应是溪谷，古代文人好以“丘壑”意喻山幽水清之地，多有意境绝尘飘远之意，延伸下来，又多了寄情山水、归隐桃源的比喻，是文人闲逸超脱生活情趣的象征性描绘。

    丘壑最早的说法，据说源于《汉书》，“叙传上”有言：“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其后学问继续传承，如谢灵运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唐王勃也表“一丘一壑，同阮籍于西山；一啸一歌，列嵇康于北面”。这些“注释”片段多有流行，国学浅俗的我不能再往深说，实际上也没往远想，看到这些“黄老”学问，想到的是美国佬梭罗。

    中国的遁世隐者自古就有，如洗耳朵的仙客、楚国卖肉的屠夫，这些粗俗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外，还有很多热爱生活和大自然的知识分子，像陶元亮、苏东坡辈。苏先生就说自己，“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钟爱山水自然之情致苏轼旷达闲逸、宠辱不惊。如果说东坡还有日后闻达的期许，陶潜归隐则实现了对田园的矢志不渝。

    有学问的人说历代隐士在唐诗中都可找到，这样看，热衷丘壑近乎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及苏州扭曲的园林，也妄称“胸中丘壑”。这不奇怪，无论归隐的真假，来个天远地偏的地主当当是现实的理想。不现实的是丘壑之中充斥着避世、颓废的个人心态，一副安贫乐道的样子掩藏不了独善其身的卑劣，虽然也有处江湖之远忧民的政治呼声，但在文化意义上，几乎完全被放纵山林、酒色的“潇洒”覆盖——我们很难找到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洋人梭罗的乡野隐匿并非处境穷困的逃逸。与“复得返自然”的陶公每次举杯都是“酣饮至醉”不同，他对自然简朴生活的体验，不是标榜个人“潇洒”的生活，而是远离无休止物欲贪念的劝诫。致力于精神的宁静和升华是瓦尔登湖畔的守望，也是实践：不是个人主义放浪形骸的自我残害，而是经邦济世的人文关怀，使梭罗的丘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韦伯新教伦理的节俭造就资本主义发达的理论是成立的，我们甚至可以同意梭罗笔下的乡村感悟对美国崛起的重大贡献。

    这大概就是不一样的丘壑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吧。在西方流动的文化长河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很多积极的印迹，如上演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博马舍剧作《费加罗的婚礼》，人们说从中看到了大革命的影子，而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不仅是艺术品，也是宣传画。反过来看荒山野岭的僧侣苦修，罕有溢美的赞誉，倒是混迹市井的犬儒主义备受指责——阳光很难照进第欧根尼内心的领地。

    封建以来，中国两千多年里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这和文化繁衍中的个人主义清修很难脱离干系。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要是指称的是文人丘壑，知识分子们或者还可以寻得一丝安慰，可惜不是。智识之徒很清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他们没想过为什么不成，想想那些乡下醉酒的家伙，那些自以为不助纣为虐就高雅的旁观者，在洁身自好的自慰中，除了猥亵的自我满足，还能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