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出过国，对周游列国兴趣也不大，然而每每看到关于罗马的叙述，内心多少有一点窃窃的反省：我的心态是不是太土著了。原因很简单，不光是《罗马假日》这样的电影，主要是那些我觉得有文化、或者标称有文化的家伙们一提到罗马，无不异口同声——永恒之城。

    诱惑不是记录下来的影像，也不是赞叹的文字，而是那些牵涉到历史、串联起文化的精神轨迹，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再到宗教改革。装着这些的脑袋里，古罗马斗兽场这样的残垣颓壁都是流动的活物，书写着城市的年历。这大概就是城市的记忆了，越是久远，越是充满活力。置身古都北京，很难抵御这样的魅力。

    想到这些不免有点落寞。不是因为天子，而是因为城市，让罗马人惊叹的长安风蚀了，曾经引无数英雄折腰、纳四海宾客伏地的天朝帝都消失了……留下来的孤独城门楼基本连接不起散落的记忆，我们只能在文字描述中想象东方的永恒之城。

    1932年费正清看到北京城的震撼80多年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

    “北京城正面城墙高40英尺……城墙的视觉效果非常壮观：北面的内城是一面长约4英里的正方形，四个角上有角楼，设有9座高大的城门；南面的外城长5英里，宽2.5英里，设有7座城门。所有这些雄伟的、四四方方的人造工程高高地矗立在平原之上，仿佛这里只有一座建筑，直至今日也没有被周围影响而显得杂乱无章。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了。”

    不过没有费正清幸运，第一眼就让费先生折服的城市震撼已经看不见了，在跟着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起痛心之余，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

    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很多人把责任归咎于城市的管理者，说是这些战争中打出来的军人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才有那么鲁莽的决策。

    真的如此吗？恐怕未必。

    试想，如果真的是那样，当初进城的时候坦克大炮一起上不就结了吗？或者像国民党对付游击队一样，先用榴弹炮轰击三五阵子，谈判进展岂不是可以顺利很多？虽然这些推演都没有发生，但不管怎么说，北平“安静”的解放就有保护古城的因素。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实是不能简单带过的。像梁漱溟的坚持，像梁思成的执着，最后还是没有改变城墙的垮塌。

    面对这样的事实，大家不妨再深入一些。如果决策者是武断的，二梁先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另一方面，据说针对城市的建设，《孔雀胆》先生被请教过，这种传言不知真假，可以明确的是该大学问家似乎不喜欢四合院，真切地表述过喜欢看见森林一样的烟囱在城里冒烟。类似的这些点滴故事说明决策者并不是那么不慎重，尤其是涉及“文化”这样的宏大谋略。

    反过来想，当我们不无痛心地佩服梁漱溟、梁思成先生的时候，应该清楚他们是孤军奋战，要问的问题是，其他的文化知识精英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想过，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说实话，答案是不知道。一定要推测的话，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要么大家都是木讷的沉默者，要么就是《孔雀胆》先生那样的支持者。从共和国的历史来看，一个绝大多数有识之士反对的决策不大可能实施，就像三门峡工程，没有前苏联那些伪专家胡来，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显然，北京那些作为城市记忆的历史建筑之所以没有延续鲜活的生命，作为精英的“文化分子”们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在慨叹故宫像盆景一样的时候，想想是不是还有很多领域需要你们的良知。城市也许不说话，但她会静静地保存记忆，会记下你们这些大人物的印迹。

    说远了，我无意于贬低“精英”们，我只是希望在膨胀的城市噪音中听到你们的声音，希望在喧闹的人群中看见你们的身影，哪怕是大V那样，开着大排量汽车去拍摄雾霾，一副正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