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军旅作家给我讲过一个邮筒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位军旅作家还是青藏高原上一名普通的汽车兵，每天驾驶汽车奔波在有着“死亡线”之称的青藏公路上。在与孤独战斗的日子里，他迷上了文学，白天出车，晚上熬夜写作，第二天行车途中再把所写的稿件投进邮筒。

　　青藏公路沿线人烟稀少，在军旅作家的记忆里，他经过的地方好像都没有邮电局，送信的邮递员也几乎未见过，他的稿件都通过邮筒寄发。那时候，绿色邮筒就是他心中的邮电局。

　　义务兵通信是免费的，军旅作家每次剪去信封的右上角后，再写上“稿件”两个字，找见邮筒投进去，不久之后，就可以在某报某刊上读到自己的文章了。每当看到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军旅作家就会想起那些静默着的邮筒，想起那些从邮筒里取走信，又把信送出去的邮递员，正是那些个不知名姓、从未谋面的邮递员，一次次把自己的稿子传送到报社和杂志社，给了他绿色的希望和信心。

　　一天深夜，军旅作家写完《夜宿花石峡》这篇文章，第二天早晨出车后就一门心思地想着要把稿子发出去，可是走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到邮筒。军旅作家是急性子，越是看不到邮筒，越是想尽早完成这个任务，他手里拿的好像不是一封装有稿子的信，而像是抓着个炸药包，不赶快扔出去随时就会发生危险。后来，他把目光转向迎面开来的汽车，想找人捎信。老天真是有眼，军旅作家发现了一辆抛锚的邮政汽车，汽车很老很旧，车身上的绿漆已经被风雨剥蚀得没了本色，“邮政”的字样也不清晰了。军旅作家很兴奋的奔过去，与低头检查汽车故障的司机打招呼，可是那个从背影看上去年纪不大，长得也不健壮的司机不理他，也不抬头看他一眼。军旅作家耐着性子，很认真地介绍了自己，提出了希望捎信的诉求，一遍又一遍地说“麻烦了——拜托了——”。可是司机还是一声不吭，只顾干自己的事情。军旅作家一时没了主意，望着莽莽群山、漫漫山路，叹了一口气，只好把信放在这辆汽车的驾驶室里，悄悄离开。走了几步，觉得不合适，又转回身告诉那司机放信的地方，再次表示感谢。可是那司机还是不说话，也不抬头看他。

　　军旅作家走了，可他的心还惦念着那封信。一连几天都在猜想那位司机处理这封信的种种可能。他有点懊恼，怎么不拍拍他的肩膀呢？从当时的情形看，那司机很可能患有耳疾，可是，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

　　一个月后，军旅作家回到了驻地，他跳下车，脸未擦，手没洗，直奔收发室，抓起信件、报纸就翻。这虽然是军旅作家的多年习惯，这次心情却尤其迫切。当他在《人民军队》报上看到自己那篇《夜宿花石峡》时，激动得眼角都湿润了。

　　那一刻，军旅作家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感动：那位不说话、不理他，甚至不看自己一眼的邮车司机，却懂得一个寄信人的心，不言不语地履行着神圣的职责。他，不就是一个流动邮筒吗？

　　许多年过去了，军旅作家早已从青藏高原调到北京工作，从一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高级军官、著名作家，可是他依然怀念在青藏高原的那些日子，怀念绿色的邮筒和送信送报的邮递员。那些静默的邮筒，安抚了他孤独的心灵，放飞了他绿色的希望；那些常年在青藏高原上奔波却未曾谋面的邮递员，把他的稿件带出雪域高原，送进繁华城市，为他插上了梦想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