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友人茶叙，故人从手机上推出一篇文章，内容是写字和绘画都很有名的范曾关于黄永玉的高论，人品、绘画技法之类。原来是旧事，好像早几年前就热闹过，不知道怎么又被翻了出来。这是个人之间的攻讦。想不到过了些日子，网上又热炒6年前关于吴冠中的采访，据已故的吴冠中先生说，“他们（美协、画院）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赛、评奖。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这就不是个人恩怨了吧，感觉怪怪的，只是作为局外人说不出什么，反倒是想起一些读图的往事。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美术，甚至跟着专业人士去过野外，以为可以南郭先生一样写生一番，结果装模作样不到60分钟就认清了形势：对我来说呆坐真的是很无聊的营生，与其折磨自己还是不如折磨别人自己享受来得安逸，这些傻事还是交给艺术家去折腾为好。之后的我便成了一名卑微的业余读图人士。

　　那时候要看画展似乎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王府井的中央美院，再一就是东四的美术馆。说起来两处在一条线上，但要看画展并不是方便的事，虽说从海淀过去只需要在白石桥或动物园换一次车，但人多车慢，早上出发晚饭前赶回，一整天里看画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沿途还要领略北京人“被挤成照片”的抱怨。美术馆诱人作品多的时候还得跑好几趟，记得有一次眼巴巴地等到周日放假，再去时展品已经撤展了。

　　后来被窝运到了东城，读图的日子依旧继续着，大约有十几年的热情。现在回想起来印像深刻的作品不是太多，其中的主要原因，业余人士认为可能和本人不太喜欢专家观点有关，非俺水平高，实在是不敢苟同。也许说不出那一幅作品好，但置放在一起比较，一些时候您可以轻易地看出高下来。比如说詹建俊的《潮》，感觉之前国人油画好像还没有那么鲜亮的色彩，而对轰动一时的《父亲》我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遗憾（不是因为内容大于形式的说法）。很多年后看到罗中立那一代人刻苦临摹印刷品的回忆时，我还在想着这事，是不是就是临摹印刷品留下的影子呢？《钢水和汗水》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刺眼的光，所谓印刷品和原著的天壤之别一目了然，后来《大碗岛的星期日》刺痛眼睛的靓丽还会使我想起这幅画。

　　老实说我不太喜欢国画，今天虾腿朝左，明天虾腿向右固然很生动，按古话说是栩栩如生，但我总感觉就像是连环画，无论技法上如何精巧都逃不出匠人的范畴，可能是我更欣赏朱迪·芝加哥“花朵”那种匠心的缘故吧。不过有一次在看美术馆馆藏作品的时候，看到一幅工笔白描画，名字好像是《海岛女民兵》，非常地震撼，让我想到郭小川的诗，那个情绪激昂，甚或有些癫狂的时代，人的心理和精神竟然可以通过简单的黑白几笔表露无遗。

　　显然国画不像我这样的业余人士胡说的那么不堪。有一年我在香山饭店开会，差不多有20多天，每天我都去看赵无极和黄永玉的画，在不乱评的前提下，赵无极那样的画我也可以涂抹一些，至于黄先生，没看出技法不成熟的样子，为这事我也琢磨，为什么一些看起来飘逸洒脱的字或者画会看到后面那么多的零碎，大约也是所谓画如其人了。

　　慢慢的，画变得昂贵起来，我也渐渐失去了对它们的兴趣，每每看到是个人就想当藏家，确实是很打击我的爱好。另外一个因素也许是和一幅叫《吉祥蒙古》的作品有关，记得是全国美展金奖作品，当时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也觉得画作平凡了一些。之后又过了几年，对我这样总想看到突破的家伙来说，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什么的也没见有大的变化。到王怀庆像煤炭一样的黑椅子和张晓刚《血缘：大家庭》昂贵起来的时候，南郭先生我变成了叶公，不是恐惧，是热情消退了。

　　也许《吉祥蒙古》那般的宁静与祥和才应该是真正的上品吧，如若大家不愿意品味宗教般的沉稳和庄重，吵吵架也许更具人性本色，至少争论是有助于进步和提高的，至于是经济目的或者是其他非业务本身的原因，把桌子搬到街边，再拿着暖壶沏上一杯茶高声喧哗，效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因为如此这般引来的关注者估计全部都是看戏的，而不是看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