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作家兼学丹青者有之，兼操书法者则更多。“写字”，写好写差，一般人均可为之；而作画，画到一定水平却不可小觑。我自知在画画上绝非轻而易举，因此未敢造次下什么功夫，但对既为作家或诗人又兼擅画作者是羡慕的。我所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全才。外省有一位小我“一轮”的朋友，他本是工人出身的业余作家。当年在我下放工厂时他就是一个技术不错的车工，后来又成为文学爱好者。近几年来，他在书法和画画方面又有了长足进展。前些日子，他与我通电话时顺便告诉说：现在已是中国作协、书协和画协的“三协”会员了。我听后真的是佩服之至。

　　不过，要说谁在哪方面就是一门不门儿，就是完全的不行，恐怕也有点绝对化。说实在话，上大学时我除了文学专业课之外，业余时间对作曲还很“兴趣”了一阵子，曾试作了两首歌的曲子还在省市报纸上发表了。但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完全疏离，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点”了一下。至于“画”，少年时在老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还够不上明确的绘画艺术的尝试。

　　我的“画”，一是画地图。那是上世纪的1947年~1948年之交我正式参军之前，当时解放战争正炽，在国共相搏的战场上，有的犬牙交错，有的我军正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从报纸上看，每天都有城镇易手，但总的说来我军收复与新攻克的城镇为多。当时，我已参加了试建时期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故乡解放区担负了宣传等工作，其中有一项纯属我个人的爱好，即按照报纸上的报道绘制解放战争形势图。那时我能看到的报纸主要有两种，即胶东区党委的机关报《大众报》和另一种较为通俗的八开报纸《群力报》。我所画的地图分别为《华东战场形势图》、《东北战场形势图》、《华北战场形势图》、《中原战场形势图》和《西北战场形势图》。敌占的城市插小蓝旗，我军占的城市插小红旗，反复易手者以此类推。我将这些形势图贴满了我住的西屋的两面墙上。在一段时间内，每天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画，依战争形势发展不断改变标示。可以想见，当我忙于“调整”战场态势时，确实耽误了我日常担负的家中担水、拾草、推磨等活计，自然引起我母亲不高兴。在敦促无效的情况下，她一时气愤，三下五除二将墙上的“形势图”统统扯下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塞进锅灶下的烈焰中付之一炬。我抢救不及，又不好与母亲理论，痛惜之下竟放声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沉思的结果是：再画！除了依母命干完了农活、家务，就抽空默不作声地画一遍，然后又依原样贴在墙上。看了看，好像画得比原来的更工整。

　　说来也怪，这次“风波”过后，母亲没有再撕再烧。在我和母亲之间好像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我理解母亲要我干活的苦心；母亲也深深懂得了我“画图”不可更移的意志。

　　我的“画”之二，是画窗花。连画带剪，同样是1947年和1948年，画了两个年头的春节窗花。起因是由于战争，早年卖窗花的绝迹了，可我母亲偏偏喜欢过年要有个喜庆的气氛。为了使她不失望，我愣是向她冒领任务说：“我来试试看！”但这时又需要材料，翻箱倒柜，找到了我大姐早年上小学时画图画用过的颜料小盅，有红、绿、蓝、紫、黄等；却没有白纸，战争年代，买都很困难，为此，我去了姥姥家，在她的厢房里，找到了外祖父当年在北平粮油店当账桌先生用的一沓白纸，画窗花的材料算是基本备齐。当我一试笔，居然并不觉得那么难不可及，几天时间，画了两套各六张窗花，而且都是难度较大的古典戏曲人物。一套是“水浒”人物，有武松打虎、石秀探庄、扈家庄扈三娘等；另一套是“三国人物”，有单刀赴会、赵云救阿斗和“空城计”之诸葛亮等。当1947年春节贴在窗玻璃上，不但我母亲看后眉开眼笑，还引得东邻三妗母啧啧称羡，在1948年春节前非要我给她家画一套不可。于是，我又“超额”完成任务……

　　但不久，随着我参军离家，也最终结束了我的任何“画”的举动。可以说，刚冒了个头就缩了回去。

　　但在此后几十年间，每当遇到重要画展，我还是尽量争取前去参观欣赏。这说明在我的心里，始终领略美术的价值。对于音乐，虽然再也没有写歌和作曲，却始终没有放弃唱歌的爱好，只要有卡拉OK的机会，我总是乐于参与的，尤其对外国歌曲（不仅仅是苏俄）更是情有独钟。至于毛笔字（不敢妄称书法），因为少时上学练过几年大楷与小楷，总是有真正“书法家”的目标。哦，倒是有一点，那就是京剧，只因童年时在老家过年正月村里举办“同乐会”，得正宗票友教了几出旦角的唱段。但参军后便多年未唱。近年来如外出参加笔会时，有知情者怂恿我唱上一段，偶尔也有献丑之举；并在两年前出版了一本《石英京剧艺术散文》。但也是业余之余的兴趣而已。正所谓：“琴棋书画非本业，随性怡情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