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因为了解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尊重历史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有助于人们立足社会实际，明辨思想和行为的是非曲直，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进而确定行动方向和选择行动路径。《春秋》《左传》是编年史，《世本》叙述人们的社会组织和衣食住行，尤其是《史记》，其中的十二本纪历述帝王主要事迹，三十世家记述各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过程，七十列传扼要叙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十个史表明示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序，八书综合研究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各种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所有这些，都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记录纷繁复杂的人间社会的历史。它们都是能够实证的历史。

　　从《春秋》《左传》《世本》到《史记》，这些宏大严谨的历史著作有助于人们复原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成为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最耀眼的一个特点。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变迁的统一、人们个体与群体活动的统一、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中，把握现状和展望未来，谋求公众与国家整体利益，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正是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使得无法实证的神灵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因为神是不会有历史的，宗教的神秘主义是无法实证的。高度重视实证历史这一传统，使宗教与神学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只能成为存而不论的另类世界。

　　佛学或所谓“内典”的传入，引发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佛学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宋明儒者，若程、若朱、若陆、若王，都吸收了佛学逻辑层次分明的演绎方法和思辨化的理论结构，将传统儒学、传统道学和中国化的佛学糅合起来，构建了“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论。知识体系的这场变革，对于先前所一直坚持的“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一大冲击。但这一传统，在广大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仍坚持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人间的政事日用、工商耕稼为中心，以能否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士人中，倡导经世致用，致力于“实学”者，势头仍然一直不容小觑。

　　四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迎来了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激起这场变革的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以及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挑战。西方这一知识体系，是文艺复兴结束了传统神学和教会的统治，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本位以后逐步形成的。但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所造就的世俗世界，在资本的统治下，又造成高度原子化的个人，他们被驱赶着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同生产、流通、消费的全面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而对各种自然资源破坏性乃至掠夺性的开发和攫取，又导致同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二元对立。

　　中国先进分子为救亡图存，曾一度试图将西方知识体系现成地拿来就用，但很快在实践中发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有着很大差异。知识体系的全盘西化难以适应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可以吸取西方知识体系的各种优秀成果充实、提升自我，但不能失去自我，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世界为知识体系之本的传统，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这一中华文明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克服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工艺、技术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精密等弱点，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西学在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中国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要更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有所创新、突破、超越，单纯的“拿来主义”就不行了，这需要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扎扎实实地努力。

　　与此同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带来了与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差别很大的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西方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资本强有力控制下，形成了以原子化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体系，几乎毫无例外地捍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线型进化宣布为铁律，全力以赴推进以自由竞争自由博弈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全面构建。尽管这些价值目标为一些中国士人所歆羡、师法，但要根本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本位、集体本位、社会本位、家国共同体本位，终究难以奏效。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给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变革带来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既充分吸取了西方知识体系优秀成果，又对西方知识体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批判。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融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精华的最佳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互相印证、互相融通。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际生活中开始实证的科学，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体系非常容易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和《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儒家倡导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辩证思维，非常容易互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一贯信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很容易找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丰厚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作者：姜义华，系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