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孕育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从“大禹治水”到“勘定九州”，虽有传说的成分，但大多反映出以农耕为根基的文明发展演进的主体形态；据《史记·河渠书》所载，夏、商、周三代对黄河的治理，除较小规模灌溉农田，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防水患以保护脆弱的农业生产；至春秋战国，在重视耕战的大背景下，伴随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的革新，农田面积得到大幅提高，以秦、齐、魏等国为治水成功代表，对兴修水利在富国强兵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因各自为政，尚未形成总体治理的效果；进入秦汉大一统时期后，兴修水利则成为历代帝王的“必修课”，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黄河的治理和利用，发挥着支撑“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国家战略的关键作用，凸显了尽地利以务农本、固边防以拓疆域、通河渠以合海内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着眼除害兴利

　　汉武帝时期治理黄河水患，经历了一个由放任自流到主动作为的过程。

　　建元三年（前138年），史载“河水溢于平原”，发生大饥荒、“人相食”的人间惨剧，从史料上看，当时朝廷并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第二次是在元光三年（前132年），先是春季河水从顿丘改道流向东南，当年东郡濮阳县瓠子堤发生决口，河水注入山阳郡巨野县，与淮、泗二水贯通，泛滥周边十六郡，规模之大、危害之巨前所未有，汉武帝派遣汲黯、郑当时发卒十万前去堵塞未成，进而又在武安侯田蚡的劝说下，鬼使神差地采取了放任不管以应“天事”的姿态，自此20余年，梁、楚之地，数岁不登，受害尤其严重。

　　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禅途经洪泛区，亲眼见到灾区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才意识到是受了之前田蚡等人的蒙蔽，遂下决心治理水患，看准了濮阳地区干旱少雨、正值枯水期的有利时机，于次年四月先遣汲仁、郭昌发卒数万堵塞决口，此后专程亲临视察，沉白马、玉璧于河中祭祀河神，“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随后又开凿渠水，引其北流、灌溉农田，最终获得成功，汉武帝还特意赋歌两首、营建宣房宫予以纪念，自此“用事者争言水利”，掀起了主动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的高潮，开拓出数以千万计的良田，进一步改善了作为根本的农业生产条件。

　　据史载，与汉武帝直接相关的灌溉工程达到9项之多，规模空前。此外，在治河过程中，还逐步形成了成套做法，如齐人延年上书武帝时即已提到“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成熟的勘测技术；同时，还于穿洛水以灌溉“恶地”时，开发出井渠技术传至西域，成为沿用至今的“坎儿井”。

　　重视运用黄河中上游水利

　　汉武帝一朝对黄河水的治理利用，除却保障基本的民生和农业生产外，还伴随着对北攘匈奴安全战略的整体推进而逐步深入，特别是通过开发水利，有力支撑了边疆地区屯田政策的落地，大幅节省了漕运费用，极大改善了军民生产生活条件。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等率部采取大迂回方式，奇袭并击溃白羊、楼烦二王，夺得战略要地河南后，在主父偃建言下，利用“河南地肥饶，外阻河”地理优势，下令营建朔方、五原二郡予以巩固，徙民十万充实之，成为立足北部边疆核心地域的中坚力量，而事实上朔方、五原一线“地固沮泽、咸卤，不生五谷”是其主要特征，如不予以改造是很难立足的。

　　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中汉武帝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自成功治理瓠子决口并开凿渠水后，又将之推广至朔方、西河等地，随着对匈作战的顺利推进和疆域的不断扩大，利用黄河水系改造良田已深入河西、酒泉一线，为开发河西走廊、凿空西域提供了重要支撑。如朔方郡所在地，即今天著名的灌溉平原，便始自汉武帝“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也因此留下了“天下黄河，唯富河套”的民谚。再如河西走廊灌溉区，开凿于武帝元狩至太初年间，其水利涉及的弱水、疏勒河一线，灌溉农田估约20万亩，以至“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出现了屯田规模化的趋势，为巩固边防、确保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又将水利向西域推广，太初三年（前102年）攻破大宛，汉廷威震西域，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规模不大，但因水利带来的利好，极大地支撑了对西域的经略。

　　构建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

　　《史记·货殖列传》言：“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大致描绘出当时商业之发展发达，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连接关东诸郡、南控巴蜀之地、笼络西北陇右一线，在此核心区域营造发达的水陆交通，自然成为强干弱枝总体布局的关键。但从各区域交通实际上看，“关以东由河入渭，河则有砥柱之险，渭亦颇迂曲狭浅；南抵巴蜀则山道险远；而关中因人口密集之故，所需粮食，常仰给于关东”。

　　汉武帝着眼江山一统，伴随尽徙天下高赀豪族于关中的举措，进一步深入拓展了水陆交通网络，特别是结合治理黄河水患，兴修了若干重要漕运工程，不仅对黄河水利的开发做了有益尝试，更是为后世深入发掘提供了重要借鉴。

　　典型的漕运工程有两项。一是为确保关中核心区域物资供应，解决漕运迂远、耗费过大的问题。元光六年（前129年），时任大司农的郑当时建言：“穿渭为渠，下至河，漕关东粟径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万余顷。”于是决计开凿漕渠以沟通华阴至长安一线，遂发卒数万，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此项工程，不仅大大节省了漕运所费，沿线农田也得到了很好的灌溉。不止于此，元狩四年（前119年）为征伐西南夷而修建用于练兵备战的昆明池时，也得益于此渠的开凿。

　　另一项工程是对褒斜道的水陆开发，此项工程设计初衷在于“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行船漕”，实现连接关中与巴蜀之地要道的水陆并进，经过修整，虽因水湍石大而不可漕，但在后世却成为了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