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古老的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发展出高深的智慧。如何从中吸取智慧与营养，不仅是今天中国治国理政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推进世界国家治理思想学说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重要学派的阳明心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的产生

　　阳明心学的诞生本身就标志着国家治理的危机。明朝发展到阳明所处的明代中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均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用阳明的话来说就是，“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这样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国家秩序的危机；二是微观方面个体的危机。

　　就前者来说，阳明被贬一事就是一个显著体现。阳明之所以被贬谪，乃因为他上书为戴铣辩护。戴铣身居谏官之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其职责之固有要求。但在阳明看来，皇帝因为其言说内容之不当而对之处罚，实则是违背了制度设置的初衷。但皇帝不但不能领会阳明之忠言，相反也对之处罚，听信宦官的谗言而将之贬谪到贵州龙场。由此可以看到，作为维护国家治理的良好秩序本身已经面临坍塌。

　　就后者来说，无论是作为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上下皆陷溺于欲望之中，生机缺乏，沉疴难起。如何改变此种局面，成为明朝有识之士的当务之急。阳明一生崇尚英雄豪杰，这一方面是其个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是阳明对其时官员和士大夫的失望。阳明心学源出于孟子之学，而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对阳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阳明看来，其时无论是作为国家领导阶层的官员还是普通之士人，皆丧失了这样的“英雄气概”。而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领导阶层）的精神气质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上下皆沉溺于各种欲望，那么国家毫无疑问将陷入黑暗之中。

　　阳明心学的历史地位

　　阳明心学诞生于明代中叶，自此之后，其学便风靡大江南北。上至治国公卿，下至村夫野老，无不为之所欣然陶醉。但从历史上国家治理角度而言，阳明心学并非“官学”而始终处于“私学”之边缘民间地位，尽管朝廷许多高级官员对之叩首叹服，但始终未能将之上升到治国之根本要道的地位。相反，朝廷还对之大加警惕。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统治者处于统治的需要而有意加以压制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眼界，则会另当别论。

　　首先，从阳明心学的先驱孟子和陆九渊来说，孟子的思想历来被认为有违政治秩序的建立而未为统治者所采用，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就对孟子多有微词；陆九渊直接开启了阳明心学，但终南宋、元朝两朝，陆九渊的心学也未能成为治国之道。其次，就阳明之身后而言，一方面尽管有着阳明后学的发展壮大，但也有着王门诸多弟子后学的“由王返朱”潮流，即由早岁信服阳明之学而晚年改宗朱子。其间不乏名公巨卿、国之重臣。如被一代明君康熙皇帝视为“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的一代名臣李光地就曾经早年心仪阳明心学，但在中年之后，则改宗朱子。不仅如此，在晚明大儒顾炎武等人看来，阳明之心学实乃破国亡家之学，明朝的灭亡实乃阳明心学普及蔓延之结果。他痛心疾首地说，对于“亡国”（易姓改号）与“亡天下”（礼义文明的丧失），阳明心学及理学实在难辞其咎。另一方面，在清朝建立以后，清初统治高层在心学与理学之间选择孰为立国之道时，最终选择了朱子之理学而非阳明之心学。尽管随后清高宗朝又开始质疑朱子，但也未选择心学，而是“崇奖经学”。

　　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纵观历史上阳明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阳明思想之流行大多在于国家危乱时期。首先阳明心学之诞生即处于明朝危机时候，俟至晚清民国，国家再次处于风雨飘零之际，阳明心学再次得到宣传普及机会。在这一时期，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诸多人士大多深受阳明思想之影响，如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毫无疑问，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判断事物依据的思想和所崇尚的英雄豪杰情怀，为翻天覆地、摧毁旧有秩序的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而言，近现代启蒙思想与其指导的政治革命的指向是彻底摧毁旧的秩序，在个体方面则推崇独立、自由和解放。这样的指向和目标与阳明心学之核心有着高度的思想亲缘性。如朱维铮先生曾经研究指出，在接受外来基督教方面，信奉心学的人远较信奉朱学的人为易——由此造成近世以来知识分子均不约而同地走上心学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阳明心学在现代思想中，具有往日不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如现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就将阳明立为“正宗”，而历来被视为“正宗”的朱子则被降为“别子”。这一说法本身完全出于思想的建构而非历史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与牟宗三所在的现代新儒家群体所采取的现代自由民主立场互为因果。所以他们不惜罔顾历史事实而纯从“思想”的角度对儒家圣人重排位次。这样的思想渊源有自，它在新文化运动中较为普遍流行，如梁任公先生就认为王阳明的思想“接近原始儒家，比程朱好”。

　　由此来看，阳明心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对待阳明心学的态度和运用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待现代思想的态度。毫无疑问，心学可以为其提供资源。（作者为贵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