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乐”，但我们的政治责任感、政治道德强调的是“忧”。

　　如果说“乐”是有感染力的，那么“忧”的感染力是超过“乐”的。“忧”使一个人变得伟大崇高。

　　我们对政治、对国家有一种期待，而现实中许多东西达不到这种理想，甚至和理想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为一些不理想的事物而“忧”，是一个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甚至也是一个人思想深度的表现。

　　前几年演过一个小话剧，叫《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却是古巴的一个革命家。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不在古巴做官当领导，而是到其他拉美国家去发动革命，风餐露宿，四处打游击战争，最后牺牲在革命斗争中。切·格瓦拉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所以有他的深刻性、吸引力，有他的魅力。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占领幸福，也占领痛苦，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深刻而且高尚。人是应该懂得痛苦的，是应该能够体验、忍受、消化痛苦的。俄罗斯有一位很痛苦的作家——索洛夫斯基，他有一句名言，“我一辈子，感到悲哀的是，自己是不是配得上承受那些痛苦”。就是说，我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我深刻吗，我智慧吗，我伟大吗，我高尚吗？这是从世界范围来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直到范仲淹明确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讲了“忧”也讲了“乐”，但他的核心是讲“忧”。为什么会以“忧”为核心呢？就我个人来看，这反映了道德的抗逆性。所谓道德，往往在考验当中，在挑战当中，在逆境当中，才能得到彰显。中国老百姓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家贫显孝子，国乱出忠臣。”这正是说明道德的抗逆性。诸葛亮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讲道德的这种坚持性，这当然也是一种忧患。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不稳定性，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必要性，不忧不行，不忧的话就会更忧更糟糕。因此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忧”是一个核心。当然，在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忧”有很多不足之处。譬如，如果我们只考虑道德，而不去研究制度法律，显然是不行的。再有，我们在强调道德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对人的基本需求、合理愿望的满足，否则我们讲的道德也会变得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