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法治是一个社会综合运行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运转都必须以法律为标准，但规则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法律如何运行，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规则是如何制定，为什么这样制定，以及对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所以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而法律文化则贯穿法治过程的始终。

　　从法治需要的基本立法条件上看，立法者如果没有法律意识和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就不可能预测到法律发展的规律，就不可能制定出适合社会客观需要的法律。对于法律的制定，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民的智慧。他们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从执法上看，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被执行，与行政相对的监督行政行为构成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双方主体意识水平的高低、法定权利被尊重、平等原则被贯彻就成为判定行政行为绩效的基本标准。从守法上看，主体法律地位、权利及平等必须通过主体基于坚定的法律信仰而身体力行的法律实践得以真正实现，而且法治文化中所包含的民主政治制度更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使得人们形成了对于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行为准则和程式的一种稳定的、自觉的行为模式取向，并基于对法律权威性、有效性、合理性的确信不疑，就能严格以法律准则为标准来规范、衡量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同时，自觉以合法和理性的方式监督和矫正公权力主体的过错行为，从而为法律秩序的构建奠定坚实稳定的根基。

　　无论是法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还是法律运行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诸环节，都离不开人。人的发展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事业发展的中心，离开了人的发展，法治事业就失去了起始源泉、根本动力、正确目标和检验标准。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完成和完善现代化的制度和经济。要实现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现代化，培育法治文化，就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因为实现法律调整的主体是人，所以，只有具有较高法律意识水平的广泛的人民群体，才能实现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从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促使法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主体，人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更是所有上层建筑的体现者。因此，只有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培育法治文化的出发点和真正动力。那么，何谓人的现代化？一般的观点是，人的现代化关键是赋予内心世界的能动性，现代化的人应该是：乐于接受外界新的思想观念、生活经验、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乐于表示自己的意见和兼容与己不同的意见；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办事注重效率，对人生、对未来、对自己的能力持乐观态度，充满信心；富有竞争性，喜欢从事挑战性的工作，偏爱能够独立发挥并解决问题的工作环境；充分相信周围世界，平等待人，不以权势、地位、亲缘取人。归纳起来，现代化的人必须头脑开放而富有弹性，办事注重实效，敢于冒险，具有开拓的气质。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人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大体可以分作三步走：第一步，以优先发展教育为战略先导，加强文化、宣传、卫生等环境事业的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质，这是我们的立国基础和当务之急；第二步，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在全社会建立起科学、文明、健康的新生活方式，这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结合，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攻目标；第三步，在调动一切环境要素和主观努力的基础上，更新传统的社会化内容和模式，通过加强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人的素质、观念、行为的现代化转型，从而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即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人的发展的最高层次要求。

　　总之，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建设路径应该是：在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法治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加强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前提下，法律文化的功能才能发挥出较大的效益，字面上的东西才能变为现实的东西，才能真正培育出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为真正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