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文化准备，自然难适应微博时代挑战，出现了“哪里有争论，哪里就有恶骂”的奇观，在今天，这种人性恶的教育已成“狼奶”，培育着日益自私、日益愤怒的集体情绪。

　　因对转基因等问题看法不同，崔永元与方舟子在微博上激烈争吵，并最终走上法庭，二人投诉理由几乎相同——“他诽谤了我”。

　　事已至此，应由法律判断，但不论结果如何，从公众人物应尽的责任看，两人都已经输了。

　　“君子交绝，不出恶言”，公众人物应约束自己行为，一味任性，是把自己降低到“娱乐大众”的层面上，固然能招来看客，可哪个看客会关心他们的观点和证据如何？不过是看看谁更会表演、更能逗乐而已，靠“陪×××玩一辈子”这样的话来讨口彩，实在有些无聊。

　　我们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看法不同属正常现象，意见对立，也要互相尊重，作为现代人，应具备基本的论辩素质，即：论事不论人；不假设自己绝对正确；不在道德上居高临下；以交换意见为目的，而非说服对方；坚守逻辑；尊重论辩的程序……总之，争论要讲规则，这是一种能力，需后天习得。

　　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要么鼓励“智者不辩”，贬低争论的意义；要么赞美“舌战群儒”，为打赢口腔战，底线在所不计。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乃至在社会，老师、父母和长者做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榜样，他们很少告诉孩子如何争论。所以，在正式场合，国人连公开意见和提问的勇气都没有，可在非正式场合，又会对“低级”的人的意见粗鲁对待。

　　以这样的文化准备，自然难适应微博时代挑战，出现了“哪里有争论，哪里就有恶骂”的奇观，在今天，这种人性恶的教育已成“狼奶”，培育着日益自私、日益愤怒的集体情绪。

　　对此，公众人物应有起码的责任感，可问题是，为什么还有少数人依然会拿着幼稚当个性，一味沉浸在恶作剧的快感中？

　　因为，我们缺少一种机制，将不负责任的人开除出公领域，让他们真正付出代价，相反，却走进了“越滥越能赢眼球，越有眼球就越滥”的恶性循环，这就鼓励了少数人将公领域看成撒野的舞台，只有表演，没有意见，留下争论，忘了议题，长此以往，公共环境必然恶化，我们又会回到“别人在跑，我们在跳”的危局中。

　　如何走出这个困境，让社会真正强壮起来，这值得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