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分析认为，当一个届时独生子女满10岁时，如果生育政策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基本可以视为就是终身独生子女。据估算，2005年全国30岁以下人口中终身独生子女数量为1.5亿人。这一数据高于原国家计生委2007年公布的9000万独生子女总量。但无论采信哪个数据，独生子女家庭都面临相对较高的死亡、病残、教育风险，独生子女父母及独生子女本身的养老问题也逐渐变得突出。在社会层面，独生子女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是果断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从“人口亏损”到“人口储备”进行转变。（10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国内外人口学家围绕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争论，已持续了很多年。包括赞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实施这一政策的许多学者专家也认为，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抑制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减轻了社会和经济负担，但其影响也不可避免与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少子化”趋势发生重合，从而急速带来了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让经济和社会运行面临重大风险，整个国家的发展后劲很可能受到影响。

　　事实上，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经济组织和投资机构近年来不断调整对中国、印度经济发展预期的评估，特别是调高对印度的评估等级，恰恰是因为印度的人口结构更趋年轻化，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活力。

　　但必须注意的是，主管部门及学界对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利弊和前景的探讨，通常停留于（新增、年轻）人口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层面。因为劳动力供给出现紧张，不仅学界一致呼吁放开生育政策，而且主管部门中部分官员也加入了这一阵营；而在过去，供给形势尚未显现出严峻态势的情形下，更多官员赞同延续严控生育政策。

　　相比之下，因为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长期面临的各方面高风险及失独家庭承受的困顿，却未被引起足够重视，使得相应的政策调整迟迟未能启动。

　　如果将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纳入中国改革开放因此不断深化的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进行考量，不难发现，这一家庭结构改变了养育方式。城市化、工业化加速人员流动，并因此带来相对更多的社会风险。很多孩子成长在陌生的居住环境中，独生子女孩子更可能被纳入更为严密的家庭保护，更难寻求近亲、邻里、同学之外的同龄人朋友，陪伴其成长的更多的是电视媒体及后来的联网计算机、手机，个性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尽管父母会竭力严密保护独生子女，但因为上班族面临更大的职业竞争压力、更远的通勤距离、更多的加班工作，很难做到尽职陪伴孩子，独生子女长大后会因此与父母出现更为明显的代际沟通障碍。

　　养育方式被改变，以及因此出现的个性、行为方式差异及沟通障碍，使得很多成年的独生子女无法做到与父母一同居住（即便是婚前）。这使得独生子女自身及其父母，更可能因为较小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风险，引发更趋严重的后果，譬如独居状态下发病，陷入无人救助的困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更多独生子女陆续进入中年，其父母进入老年，将有更多个体处于独居缺乏救助的状态。

　　独生子女家庭形成后，任一家庭成员陷入严重病残，乃至不幸死亡，都将引发更为严重的家庭危机。独生子女死亡，独生子女家庭变成失独家庭，多数情况下，父母已经失去生育能力或不具备再生育抚养新子女的能力及意愿。考虑到目前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失独家庭中的父母，失去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主要的养老保障以及情感依托。

　　笔者以为，无论主管部门就尽早放开生育限制、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有着怎样的顾虑，都需要正视长期执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给1.5亿个（或9000万个）独生子女家庭带来的现实困难及未来潜在风险，推动多部门密切协作，加快相应的保障机制建设。首先，由政府出资，要为现有的学龄独生子女所在的家庭，提供响应国家政策的专项医疗和意外保险产品。

　　其次，应由中央财政统一规划及筹资，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乡村，建设更多的青少年托管场所，为现有学龄阶段的独生子女及非独生子女免费提供课外时间和节假日托管服务，减轻职工家庭照看孩子的精力和支出负担，减少青少年因同时缺乏学校、家庭、社区照看所面临的社会风险。

　　第三，尊重已成年独生子女的养老方式，也要相应制定激励政策，鼓励老人居家养老，鼓励已成年独生子女与父母一起参与社区等单位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发放补贴支持跨地居住的已成年独生子女将父母接到居住地一起居住。与之同时，对于无法与子女团聚居住的独居老人，基层政府及所属的街道、社区等派出机构，应以定期体检、定期组织社区活动、每日上门探访、发放携带健康监测智能终端设备等方式，最大程度避免无人照应的悲剧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