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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端出的满满一盒证件,引来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据悉,这是曹志伟和自己的19人团队历时半年,调研收集了103个与人生不同阶段相关的证件。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当场表态,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将列入广州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项目。
这么多的证件是从哪里来的?这大概是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感觉。还好,这些厚厚一摞的证件,一旦被摊薄在长长的人生路上,很多时候也就习焉不察,甚至是忙在“证途”、乐在“证途”了。
作为人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并活动的一种证明,证件当然有其必要性。无论是在某一个阶段,还是某些节点,这样的证明无疑有着积极的价值。不仅如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也并非可有可无。比如,相当一部分证件具有许可的意义,有了这样的证件,意味着行业准入、身份许可、法律效力等等。而整个社会,也将借此形成某种公众都能知晓并遵循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过度依赖证件,甚至完全以证件来管理民众、规范社会,则不免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从而在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同时,也会给公众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去年10月,央视曝光一个北漂青年为了办理一个因私签证,竟然需要从北京跑回河北老家六趟才能办下来,而根据相关规定,其中多数证明材料并无必要。另据新华社报道,因派出所录入姓名出错,海南省保亭县23岁的黄丽谌一直没有身份证,直到媒体介入,当地警方才立刻为其办理妥当。
事实上,“办证难”已经成为很多人“人在证途”的大困惑。据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的团队调研,办这103个常用证件,需要经过近60个单位、部门,盖100多个章,交28项办证费。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户口簿要提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证则更夸张,要提交73次。繁缛至此,实在令人感叹。而与“办证难”相伴的则是,有关负责办证的单位、部门往往将办证当作收费的正当理由,甚至以此牟取不当利益。这样的交易不仅损害了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去年以来,中央强力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简政放权,一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而让公众在办证过程中感到顺心,还需要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地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同时,减少证件数量和简化办证程序,也需要解决政府部门之间长期存在的行政壁垒问题,打破孤立、僵化的信息孤岛,改变各自为政(证)、政(证)出多门的情形,改进公民信息管理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