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讹人”老妇蒋光容面对媒体仍坚称自己是被小孩撞倒，觉得自己被冤枉，为自证清白赌咒，“如果我说了假话骗人，我全家死绝”（今日本报A13版）。

    彭宇案一团雾水的时候，我们曾那样异口同声地咒骂“坏老太”；四川“讹人”事件真相未明的时候，我们还是那样异口同声地咒骂“坏老太”。好在这一回，是非基本板上钉钉，更是骂得其所。骂“坏老太”显然比赞“好小孩”更有价值：一来，舆论放大这种风险，等于帮所有私利主义袖手旁观打了个完美的圆场，自此以后，似乎不搀扶老人就是天经地义；二来，如果想象力再丰富一些，以后当个纯粹的看客也可以站上道德高地，可以在视而不见的同时居高临下痛斥他人不义。

    并非为这件事里的蒋老太说话，因为事实毕竟还未明。我想说的是，一是倒地的老人很多，即便当真“讹人”，恐怕也不在多数，能否因为一个“坏老太”就拒绝救助所有亟待帮助的良善老人？二是法治或技术都在进步，能以证明清白的工具与制度越来越多，即便天下充斥着隔三差五的“坏老太”，对于起码的道德责任而言，打个120或者“见义智为”总好过不管不问吧？一个“坏老太”，又能怎样呢？它是概率上的寻常事，更是人世间最真实的图景——既不会成为我们冷血的借口，更不会为斯文扫地的道德生态涂脂抹粉。

    值得警惕的，倒是我们在“坏老太”事件上的热情，哪里来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哪里来的放大“坏老太”效应的释然？有一点是肯定的：放大“坏老太”之害，绝不是这个社会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