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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伟大古老文明间接力架桥

翻译家罗念生一家三代人的希腊情缘

2019-11-29 10:30:55

罗念生、罗锦鳞、罗彤合影。

  “中世纪的和尚”

  曾有人调侃,要想折磨谁,就让他去学古希腊文,足见古希腊文翻译之艰。罗念生在《翻译的艰辛》中,曾如此描绘他的翻译工作:

  “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梵文,一个正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三百个字形……古希腊语也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章法来。”

  曾有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他单列条目,称:“无论从开创局面,翻译年数之多,数量之大,用力之专与勤来看,中国当首推罗念生。”

  回看他的译作,会发现他的翻译流畅自然,注重口语化表达。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的译本也毫不晦涩,没有“学术腔”,与时下的许多翻译大异其趣。为了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原作,他还特别重视注释。以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普罗米修斯》为例,剧本正文40页,而译序、原编者引言、注解以及四种附录竟有95页,译者编写的注释就有334条。

  他还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套“希腊拉丁文译音表”,经过后续修改,现在仍被广泛使用。1978年至198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关于辞书出版的指示,他与水建馥一同完成了《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工作,填补了古希腊文辞书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于1952年辞去教职,潜心古希腊典籍译介工作。这是罗念生一生中最为珍贵的时期,大量经典译著都诞生于此时。

  在学生与亲友的回忆中,罗念生总和他那张用床板拼成、盖着塑料布的巨大书桌密不可分。他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清苦:一缸白开水,一点面包就能过一天;总穿着一件布棉袍;买菜时“迂得很”,还会买回烂叶子,和老伴争辩说“少浪费,也对得起辛辛苦苦种菜的人”;甚至年届80岁,还搭三轮车送孙女看病。不仅书桌是床板拼的,座椅是手工捆的,台灯罩也是儿子用胶片做的。

  他也曾自嘲:“我就好像一个中世纪的和尚。”罗锦鳞清楚记得,改革开放后,父亲的一名学生因翻译好莱坞影星英格丽·褒曼的传记获得不菲稿酬。他为此曾建议父亲,翻译些畅销书改善生活。

  “他说‘不行。(翻译畅销书)对我来说很容易,但是我现在做的事,中国没几个人能做。’”罗锦鳞说:“他总是教育我们,钱够花就行了,能吃饱就行了。”

  罗锦鳞也曾劝说父亲,该拿的奖、该有的地位,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罗念生回答:“那些都是虚的,过眼烟云,我的翻译和研究才是实的,对后人有用的。”

  直到82岁时,一直默默无闻的罗念生才为世人所知。1986年春,中央戏剧学院公演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后该剧应邀赴希腊参加国际古希腊戏剧节,由罗念生在开幕式上作报告。

  希腊人这才震惊地发现,在遥远的中国,有这样一位老者,为译介古希腊经典,皓首穷经。

  “比较西方欧美各国,试问哪个国家在引介西方古典学之初,曾由同一个人从原文译出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四大戏剧家的部分作品,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琉善对话录和其他若干诗文,而且同时还编写了第一部本国语言的古希腊文词典?这是非常罕见的。”学者张治这样评价。

  1988年,他被希腊最高学术机构雅典科学院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并赴希腊接受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途中身体不适,抵雅典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回国后又赶往医院。病情刚有好转,出院第二天便又伏案工作,继续翻译荷马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斟酌,一行诗一行诗地翻译,一卷诗一卷诗地译出、誊抄,蜿蜒的笔迹似乎隐约透露出病魔作恶的阴影。”(王焕生《西方古典拓荒者罗念生》)

  罗锦鳞说,父亲最后的时刻,最关心的仍是《伊利亚特》的翻译工作。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的日记中满是急切:“目前才知道我患前列腺癌,我的日子不多了,希望能继续用新诗体译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下半部分。”在写给学生王焕生的信中,他还关注着自己的工作进度:“自昨日起开始译Iliad第十卷最后200行,每日可译出三四十行。”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勤奋的老人机会,他最终未能完成《伊利亚特》的翻译。

  1990年4月10日,他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西西弗斯没能将石头推上山顶,他的精神却被世人永远铭记。

  罗锦鳞说,因为住院时间很长,本来家中就无甚存款,父亲仙逝后一查存折,只余10元。

  正如学者钱理群所言:“罗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腊就满足了,其余都是‘身外之物’。罗念生去世以后,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一位艺术史家的话:‘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罗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间,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我每一想到罗老在古希腊文艺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位孤身青年形象,背着一个装满古希腊文字珍宝的沉重背篓,像一个苦行僧踽踽独行,在中国希腊之间来回走着,走着,眼近视了,头白了,人老了,终于昂起头,微笑着走到了终点。他走过无数次的这条路也就化成一座联系两个文明古国的金桥。”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在《罗念生全集》序言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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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孙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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