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敏之 著名作家，诗人，报人 ★1917年10月出生于广西罗城。 ★193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 ★1942年进入《大公报》工作，历任记者、采访主任。 ★1946年独家采访周恩来，并发表长篇专访《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轰动一时。 ★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长期担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 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2015年1月3日清晨于睡梦中去世。

　　2013年春，曾敏之与李辉对饮

　　曾敏之致李辉书信

　　◎李辉

　　引

　　2015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忽然接到香港画家范淳奇先生的一则微信：“李先生：曾公敏之先生昨天走了！”

　　我不敢相信！

　　几天前，去年12月31日上午，正在开部门例会时，我接到曾先生的电话，他问候我们夫妇，说给我们拜年,声音洪亮，清晰。我问他的身体，他只是告诉我最近不好，但九十八岁的老人，所谓不好，我想也无大碍。接完电话，我还高兴地对同事说：“九十八岁的老人还亲自打电话拜年，身体多好！”谁能想到，才两天多时间，他就走了。

　　我回复范先生：“怎么会？三十一日我们还通过电话！”

　　范先生回复：“我也不敢相信，但确实在昨天睡梦中安详走的。元旦那天也跟他老人家通了电话的。是三日上午七点还未见曾公起床，保姆叫门才发现走了。”

　　睡梦中安详走去。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圆满走完生命旅程。

　　一

　　仗义执言，为新闻记者争取采访自由

　　第一次见到曾敏之先生很早，早到已是二十几年前，当时他年近古稀。

　　结识早，了解却不深。后来读一本《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才对他的生平与创作有了一个浅显轮廓的印象。

　　为曾先生写评传的，是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的老师陆士清先生。当年与我一样在复旦听过陆老师讲授港台文学的，还有同窗陈思和兄。这一次，陆老师请思和为这本《曾敏之评传》写序。

　　思和在序文中，重点评价“文革”结束后曾先生受命前往香港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业绩，对其历史渊源、创作成就、文化贡献，有相当全面与精当的论述。思和写道：

　　他具有优秀记者的资历和敏锐性，使他在鱼龙混杂的香港文化界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具有长期编辑的丰富经验和高瞻远瞩，使他能驾轻就熟地利用《文汇报》在海外的声誉指点江山，振聋发聩；他具有作家的才情与文笔，使他立足于香港纵情于文坛，文史杂论、诗词散文双管齐下，为香港文艺添了光彩；他更具有大学教师和学者的学科眼界和学术思维，从一开始他就把香港文学从一般报刊评论的小小圈子里摆脱出来，使其与高校、研究所紧紧捆绑在一起，使之进入高校教学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三页）

　　读这本评传，曾先生的历史身影渐渐清晰起来。

　　曾先生的家境与少年漂泊，对他一生的影响颇为重要。曾先生祖籍广东梅县，在曾祖父那一代举家西迁至广西。曾先生1917年出生于广西罗城，即如今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还未上小学时，父母不幸双亡，从此，他不得不靠自己走在这个世界上。

　　十五岁那年，他便担任一座小学的校长，在漂泊中体验酸甜苦辣，在独自创业过程中磨炼自己。曾先生的这种情况，与“五四时代”之后不少文化人的经历颇为相似，继他们之后，他也走进了这一文化群体。

　　陆老师描述曾先生担任小学校长时的生活，氛围与情景，令人神往：

　　年仅十五岁的曾先生，先找了梅寨区公所的校董，然后上任了。他按自己对学校生活的体会治理学校。早晨学生集合，升旗、做操，然后上课。他教语文，另两位老师一教数学，一教绘画、音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梅寨地处黔桂边界，是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风纯朴，对老师十分尊敬。当地区公所有个专职干事，原来是农村的情歌手，与乡民相处得很亲密。有时他会来学校，晚上带曾先生他们去山寨家“坐堂”。所谓“坐堂”，即是娱乐性的小聚会。虽是小聚会，但十分热闹。厅堂中央点燃着熊熊的火盆，四周坐满女孩，她们倾情欢歌。有时独唱，有时男女合唱，苗家山歌，情意绵绵！有时还会走来一位一脸英武之气、手佩手枪的女人，一看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但她对老师却也彬彬有礼，并与大家同乐。曾先生身临其境，领略苗家风情，不仅身心愉快，而且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

　　（《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十一至十二页）

　　除了为日后创作积累生活素材之外，我其实更看重早年生活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历，影响曾先生形成了鲜明的性格：敢爱，敢恨，开朗，透明，豪爽。

　　这种性情，一直伴随曾先生前行。恰恰是性情所致，一九五七年他因坦率直言而陷入逆境多年。

　　起因为《南方日报》的一名记者采访受阻。1957年四五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广州为其中一站。曾先生当时已从香港回到广州，负责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三家联合报道。据《曾敏之评传》所述，广州在越秀山举办欢迎大会时，发生下面一事：

　　“很多记者都去采访，《南方日报》有个女记者岑荔丹，也去了，想进会场采访。但是广州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孙乐怡……不太理解什么文化新闻，把她拦住了，要打她，把她推出去。这件事发生后，所有的记者都很气愤，大家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曾敏之当过《大公报》采访部主人多年，他认为“新闻记者，发了记者证，就应允入场和采访。这样的自由也没有，记者怎么当？新闻怎么发？我们的新闻工作怎么改进？”曾敏之想，这件事，适当的时候一定要提出来。

　　（《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第一二一页）

　　“适当的时候”来了。正值大鸣大放兴起之际，曾先生受文友、广州市市长朱光电话之邀，前去参加一个鸣放座谈会。会上，曾先生谈到不久前发生的记者采访受阻一事，直抒己见：“新闻采访，应该给个自由，不应该这样无理地限制，没有新闻自由，我们的工作难改进。”

　　很快，局势急转直下，因为这番话，自抗战起一直活跃在左翼新闻界的曾先生，内定为“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

　　陷入逆境，性情依旧。“文革”结束后，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曾先生，还是那个坦率的性情中人。可以乐，可以忧，可以吟诵高歌，可以怒发冲冠，可以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