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时30分，手术继续。病理样本取完之后，接下来就是充分暴露瘤体，进行肿瘤切除。

　　创口内，乳白色的神经和红色的血管交织在一起，手术刀稍有不慎就会伤及患者头部的某项功能。

　　“舌神经断了，就失去了味觉，半侧舌头就是木的。舌下神经碰断了，半侧舌头就歪了。如果损伤了面神经，左脸就直接塌了。”刘静明清楚这些，他把耳机线粗细的神经小心拨开，瘤体逐渐清晰。

　　一个小时后，颌面的血管和神经被完全“游离”干净。刘静明摘下除病理样本外第一块真正的肿瘤，200克。

　　睡在手术台上的鹰哥并不知道，自己曾无比期待的这一刻已经到来。从两个月前第一次查出肿瘤后，她几乎每天都在经历恐惧。

　　那段时间，她和父母一起，每天辗转在广东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期望从医生口中听到自己还有救的回答，但就连被护士搀扶着走进诊室的老教授都向她摇头。

　　鹰哥越害怕，肿瘤长得越大。它就像一个把恐惧当养分的怪物，在一个月内快速膨胀，鹰哥左脸逐渐变形，颧骨外凸，左眼球不能向外转动，左耳失去了听力。

　　每天从医院回来，她晚上几乎都睡不着。她在网上拼命搜索，希望找到一个跟自己病情相似的人，“希望找到一个好消息说他已经被治愈”。结果还是让她一次次失望，她找到的最大一例脑部肿瘤只有8厘米长度。鹰哥成了一座孤岛。

　　她说自己熟悉那种“孤独”的感觉。4岁被送回老家，第二年弟弟出生，她一年最多见一次父母。小时候老家到父母家还没通高速公路，她要一个人坐7个小时的大巴车赶过去。爷爷奶奶嫌电话费贵，平时想爸妈时她就写信，然后等他们打电话回来。

　　在爸妈家，她住爷爷奶奶的老房间，睡“爷爷那个年代的木床”。后来床被虫蛀了，爸爸给她换了套Hello Kitty（卡通形象名）的家具。这让她高兴了两个星期，“尽管我喜欢的其实是皮卡丘（卡通形象名）”。

　　跟父母在一起，一家人有时也会去海边散散步，但很少说话，“很闷的那种”。她无数次想亲近父母，但总觉得跟他们“有距离”。

　　在朋友眼里，她独立、倔强、喜欢保护别人。确诊后，她第一次强烈地期待，有人能保护自己。

　　4

　　12时，耳鼻喉头颈外科和眼科医生分别顺利切除了一部分肿瘤。这时候，手术已经越过颧弓，往额头下方区域深入，真正进入了侧颅底。

　　在这场手术刀的接力中，张家亮的最后一棒开跑了，这也是整台手术最复杂凶险的部分。

　　刚接过手术刀，他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术中病理检验还没有结果，但手术进行到这里，必须决定要不要换上“应急方案”，从脸部开颅。

　　术前医生最担心恶性肿瘤，那意味着肿瘤必须被彻底切除干净，这同时要求手术视野得到充分保证，手术入路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脸部开颅。

　　从肿瘤对骨组织的破环程度判断，医生倾向认为肿瘤是良性。但术中肿瘤大量出血，又符合恶性肿瘤的特征。在等到病理检验这个“金标准”前，医生不敢作出任何判断。

　　“进行开颅核算。”有医生提议。

　　所有人都等着张家亮的决定。他蹲在地上，眼睛与鹰哥的头部平行，正在解剖。

　　他选择再一次冒险。

　　“先别开颅。”他告诉身边的同事，自己会在保证鹰哥面容和神经功能不受损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切除肿瘤。

　　张家亮把一根筷子长的镊子深入鹰哥的额角下方。这里是颞下窝深区到颅底的部分，视神经、面神经、三叉神经，包括动脉和静脉，在这一区域集中。

　　“颅底的各种大血管特别丰富，每一个孔每一个洞都有不同的神经、血管。一刀下去，切的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动脉。”张家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颅底供血占人体三分之二的供血量，一旦血管破裂，轻则把血止住，但血管供应的功能区功能丧失。重则血止不住，“下不了手术台”。

　　在显微镜下，鹰哥的肿瘤紧紧包裹住颈内动脉，钢制的镊头被放大，占据着大半个显示器屏幕。

　　镊头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张家亮保持蹲姿，侧着身歪着头紧盯创口内部的变化。口罩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他眉头没松开过，向上抬眼的动作在额头挤出一层层皱褶。

　　“平时手术为了降低感染概率，术者应该尽快进行手术。但这个部位就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多慢都不嫌慢。”刘静明拉长语调说。

　　13时，好消息送进手术室。术中病理检验结果显示，鹰哥的肿瘤是良性的，医生们都松了一口气。

　　在此之前，鹰哥曾被多次诊断为“鼻咽癌”。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鹰哥和父母来到他们求医的第六家医院。见到医生时，已经是傍晚。医生说，她脑袋里长的可能是恶性肿瘤，“应该早点来看”。父母不甘心，为女儿哀求着一个床位做手术。

　　已经在不同医院奔波了一个多月的鹰哥再也忍不住了，她拉着爸妈冲出医院：“我要马上去北京，一分钟都不想再耽误。”

　　她想再做一次尝试，把最后的赌注压在北京的医院。可在广州的经历已经消磨了父母最开始的侥幸，他们准备接受女儿就要离开的事实。

　　鹰哥记得，在深圳一家医院，医生从她喉咙里取病理样本，她痛得晕倒。爸爸抱着她跑到病房，看着她往垃圾桶里“吐了大半桶血水”。那时她虽然半昏半醒，仍能感觉到，抱着她的父亲哭得颤抖。

　　那是她第一次见父亲哭。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个男人再也不怀揣“女儿的病可能是检查出了问题”的幻想。

　　身边的亲人也要放弃了，有人向鹰哥父母提议，不如把看病的钱交给孩子，让她开开心心出去旅游，走好最后一程。

　　听到女儿赴京的决定，父母犹豫了。父亲告诉她，自己要先回单位请假，随后赶去北京。从来没有出过广东的妈妈一直在哭，说不出一句话。

　　“我自己去，就在今晚。”鹰哥告诉父母，不带一丝犹疑。

　　5

　　14时，张家亮仍然蹲在地上，在手术最危险的区域做最后的探索。

　　他再次遇到了难题。这个部位的瘤体与已经切除的部分不太一样，他看到藏在侧颅底的肿瘤没有光滑的包膜，而是像一串长得很密的葡萄。

　　这要求张家亮解剖时需要更加小心，要在显微镜下极其精准地把瘤体和组织分离开。

　　“这个难度非常大，在医学上叫‘钝性剥离’。”刘静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相当于钻到骨窝里了。”

　　张家亮要对肿瘤发出最后一击了，他先给瘤体血管做了结扎，防止切除时大量出血，然后把一个镊子状的电凝刀以最慢的速度挪向了肿瘤底部。

　　“嘀、嘀、嘀……”手术室忽然响起急促的报警声。

　　“收缩压60！舒张压30！”护士急忙向医生报告。

　　张家亮心头一惊，血压太低了。手术刀停止了前进，鹰哥还躺在手术台上，整个人依然安静，看不出任何变化。

　　他清楚，临床上这样的血压完全可以被诊断为“低血容量休克”，他怕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他抬头望向麻醉师，可还没开口说话，对方就告诉他：“这边我撑着，你接着做。”

　　电凝刀重新向深处移动，麻醉师把提前准备好的血袋挂上，鹰哥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