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日本人经常在学校组织各种比赛。一次运动会，柳溪参加竞走比赛取得了第一名。日本人给她发了一根铅笔作为奖品。领奖时，柳溪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那时的铅笔比较细，我两手攥着铅笔两端，一使劲就把笔掰成了两截。心里恨哪！”柳溪说，很快就有同学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老师用杉木板打了她的手心以示惩罚。虽然手被打肿了，但柳溪一点儿也不后悔。

　　因为抵抗日本人而挨打是常事。“学校开了日语课，老师是日本人。出于对日本人的憎恨，我和另一个同伴从未上过一堂日语课。”柳溪说，每次上日语课前，她会和同学一起逃学到附近孔庙，躲在庙里一个桥底下。估摸日语课上完了，她们才会回到学校。但每次逃课回去，都会有一顿板子等着她们。为了减少疼痛，她们会提前用手在地上磨到麻木，这样挨手板时就不会觉得疼了。

　　9岁起为地下党站岗放哨 多次成功传递情报

　　读小学二年级时，柳溪和表哥租住在东帽儿胡同1号，几位加入共产党的亲戚会在他家开会。此后，这里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很多老师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我家开会，有时也会在这里发展新党员。”她说，那时她9岁，老师们开会时她会和长几岁的表哥在院里放哨。有个姓郑的保长是日军的探子，他经常以检查卫生为名到各家检查。柳溪和表哥放哨时看到郑保长，会机智地大声和保长打招呼：“郑大爷，您看看这卫生怎么样啊？”里屋的老师们收到信号后，会立刻把麻将摆上桌子，做出玩乐的样子躲避敌人的排查。

　　抗战时期日子苦，日军不仅把粮食都运到前线供应了士兵，还控制了交通。老百姓失去了物资供应，一度只能吃橡子面。“那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人吃了极易便秘，身上也不舒服。但是为了生存，只好咬着牙咽下去。”柳溪回忆起那时的日子，眉头紧皱。

　　后来日本人强化治安，出入城门必须经过严格盘查。我党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越来越难。“查得特别严，守在城门口的汉奸连老太太的裹脚布也要拆开查看。像我这样的小孩儿成了传递情报的最佳人选。”柳溪说，第一次传递情报时，她一点儿都不紧张。她和同学每人抱着一个装满油条的竹篮，一起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西直门，写着情报的纸条就藏在篮子里的油条中。守城的汉奸看他们是小孩儿，没有过多阻拦就放他们进城了。柳溪和同学圆满完成了任务。

　　柳溪的表姐名叫陆地，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平日以老师的身份在离城5公里的村庄教书。柳溪多次为陆地传送情报。

　　柳溪14岁时，在同村舅舅的介绍下参军。同年转移到山区学习，后又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师范接受教育，1945年入党。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2月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报将推出“老兵记忆”——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系列报道结束篇“我们应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胜利”。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历史的记忆却不曾磨灭。当历史与现实对接，我们应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胜利？对这一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建议，请拨打96399，或在微博发表观点并@燕赵晚报，参与我们的讨论。本报将精选部分观点予以刊登。（记者 苗静 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