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金梦 文/图

6月中旬的江苏南京，天气明显变得闷热潮湿。在江心洲沿岸的一处草丛中，武家敏对准长江水面架起长焦镜头，静静等待着。偶尔有江风刮来，裹着淡淡的水腥气。

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往来的船只和它们激起的水浪，江面基本没有别的动静。突然，岸边有路人轻声发出疑问：“刚才水里拱动的，是不是江豚？”话音未落，一个圆润乌黑的身影破水而出，在空中轻盈翻身划出一道弧线后又迅速潜入江中，只留下一圈圈水纹缓缓散开。

就在那转瞬的几秒钟，武家敏按住快门连拍了很多张照片。

南京，是我国唯一能在主城区稳定观测到野生江豚的特大城市。如今在那里，只要一些技巧加上一点运气，普通人想看到江豚并不是一件难事，“偶遇”也时不时会发生。

但在十多年前，情况还完全不是如此。当时，整个长江流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南京地区也很难见到它们的踪影。那段时期，这一物种连生存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7月6日下午，在南京江心洲附近，一头江豚从长江中跃起。

“江猪子”越来越少了

因为嘴角天然上扬，就像始终保持着笑脸，现在说到江豚，很多人都知道它“微笑天使”的称号。但在老一辈南京人记忆里，江豚的形象并没有这么美好。

江豚分为长江江豚、东亚江豚和印太江豚3个物种，成年个体体长约1.5~1.8米，头部较短，接近圆形，背脊上没有背鳍。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物种，多为铅灰色，游在水里，看起来就是黑黢黢的一团。

今年62岁的武家敏对江豚最初的印象是“害怕”。他小时候，大人为了防止孩子们游野泳，常常吓唬他们说长江里拱来拱去游动的黑影是“水鬼”，会把人拖到水下。“那会儿没人觉得它可爱，更不知道这是长江里独有的生物。”武家敏说。

2007年，因为工作需要，单位给武家敏配了一台相机。下班后，他常去长江边拍风景，“水鬼”偶尔也会入镜。由于体型圆圆胖胖，江上渔民称它为“江猪子”。也是在那时，武家敏知道了“江猪子”真正的名字，江豚。

科学研究表明，江豚在距今约1万~2万年前迁徙至长江中下游区域，形成早期定居群体。1960年，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的江豚形陶壶，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自东汉起，与江豚相关的文字记载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晚唐诗人许浑在《金陵怀古》中写下的江豚在长江南京段中追波逐浪的景象，同样也出现在1000多年后武家敏用相机定格的画面里。

世世代代，江豚的习性未变，但它们居住的环境却在此前二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变。

本世纪初，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长江航道来往船只显著增多，沿岸频繁出现污水直排、密网捕捞、过度采砂等现象，江中生态遭到破坏。江豚皮肤与呼吸系统敏感，对活动区域水质要求很高，再加上栖息地碎片化、主要食物小型淡水鱼数量的骤减导致食物链断裂，它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

曾在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姜盟一直是野生生物爱好者。2010年，姜盟偶然得知另一种我国特有水生哺乳动物白鱀豚已功能性灭绝，而作为长江中最后一种淡水豚，江豚数量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这让他既震惊又忧心，“如果我们再无动于衷，以后的人们就只能在书本上看见江豚了”。

姜盟的担忧并不夸张。2012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发布报告，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1040头，较2006年下降了一半多。2025年，该研究所发布一项研究成果：科研人员梳理从唐代到清代提到“江豚”的700多首古诗词，以此开展生态溯源调研；结果显示，可观测到江豚的水域网格已从唐代的169处减少到当代的59处，近1400年间，其自然栖息范围缩小了65%。

为抢救性保护江豚，2014年，南京在城区中心江段设立了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次年，包括姜盟在内的6个发起人创办了南京江豚保护协会（2022年更名为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这是该市首家经民政局注册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社会团体。

6月11日，南京江豚书屋，小朋友拿起印有江豚的杂志。

看见它，认识它

协会，本是为连接政府、公众、企业、科研等多方力量保护江豚而设立，但在筹备阶段，姜盟他们就发现，当时整个社会对“江豚”的认知还极度匮乏。在南京，大多数市民不知道江豚是什么、长什么样。少有的对江豚的“关注”可能还不怀好意：江豚的皮下脂肪熬成油后能治烫伤，于是有人便设法捕捞它们卖给有需要的药房。“那会儿，一头小江豚的命就值10块钱。”武家敏说。

要保护江豚，先得科普江豚。可那时候，我国鲜有以江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与江豚相关的资料也还未形成体系。为此，协会发起团队分头走访了许多高校和研究所，寻求水生生物领域专家指导，一点点收集、整理文字和图片信息。姜盟说，光是把各种零散的江豚资料归拢起来，就费了他们很大的力气。

以此为基础，在成立后近两年时间里，协会在南京中小学和高校组织了超过100场江豚科普活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姜盟言语里满是感慨，所有活动成本、差旅费用、办公开销都是协会创始团队自掏腰包，“目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江豚”。从那时起，“宣传江豚”就变成了姜盟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正式提出，以此为契机，但凡有机会和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家说上话，姜盟都要提上几句江豚的事。有时候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说，有时候从打造城市名片的角度说，还有的时候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说。靠着口才和毅力，他硬是让不少与江豚并无交集的人对这一水生生物有了深刻印象，也给江豚保护争取到了珍贵的资源。十几年来，受多方支持、赞助，江豚公益跑、水生生物保护与发展研讨会等活动相继举行，一系列水生生物保护科普图书陆续出版，江豚的曝光度得到显著提升。

努力让江豚被看见的，还有同为协会发起人之一的武家敏。从知道“水鬼”是江豚起，他就开始了对它们的持续拍摄。近20年间，武家敏换了十几台相机，骑坏了7辆电动车和摩托车。退休后，他一年中有超过300天都在江边“蹲”江豚。好的拍摄点位多在野外，夏天有高温和蚊虫，冬天有阴雨和寒风。有一次，为了等待江豚，武家敏在长江大桥上长时间徘徊，“结果还引起了桥上巡视人员的误会，他们以为我要轻生”。

长时间的追踪，武家敏清晰掌握了江豚的出没规律，拍到大量照片和视频，有结伴跃浪的豚群，有共游的母子豚，还有因“熊猫眼”胎记而有独特外形的江豚。这些画面是不可复制的江豚观测资料，经媒体传播后，还成了公众直观认识江豚的渠道。

2022年，在南京市绿化园林局的支持下，协会招募100位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成立了南京长江生态影像江豚摄影队。在此之前的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通过与政府合作，协会推动30多名上岸渔民成为专职江豚观测员，发挥他们熟悉江面水情、豚群习性的优势，随时观察、上报江豚情况。

现在，武家敏大多数时候依然是独自去拍江豚，但和此前不同的是，在长江边持续注视这些水中身影的，已经发展成了一支队伍。

6月11日，南京江豚书屋，姜盟（右一）和珍妮丝（左一）、马骏涛一起交流。

“江豚120”

2024年2月11日，大年初二，摄影队成员在江边拍摄时，发现一头江豚的尾部有大面积溃烂的情况。“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这么严重的创面，意味着炎症很可能已经蔓延到江豚全身。”时隔两年多，协会技术专员潘兴亚依然清晰记得自己接到消息时的感受。

潘兴亚曾在研学机构当自然讲师，2021年，出于对动物的喜爱，他成了协会的一名全职员工。2022年，协会成立了南京江豚救护队，协助江豚自然保护区和科研院所完成了多起江豚搁浅救护任务，潘兴亚也是其中一员。

根据摄影队提供的线索，潘兴亚等人很快找到了受伤江豚。当时它已经无法正常下潜、觅食，体能也即将耗尽。当天，协会就与江豚自然保护区、渔政、水上公安等多部门联动，一边在江面上利用声呐探测仪追踪受伤江豚的踪迹，一边在岸上布控人力观测。寒冬腊月里，近50人的救援团队24小时轮班，最终在2月16日以围网的方式将受伤江豚捕捞上岸，并将其转运至南京海底世界接受救治。由于那是一头5岁左右的雌性江豚，大家随口将她称为“豚妹”。

江豚“挑食”，爱吃的多是野生小鱼。治疗期间，“豚妹”的食物来源成了难题。协会成员商量后，对外发布了一则求助消息。“当时真没想到能有那么大的反响。”潘兴亚说，那个春节，南京许多钓鱼爱好者紧急出动，一桶接一桶刚钓起的鲜活小鱼“直供”海底世界，还有市民专程给“豚妹”送去家里储存的进口治疗药品。

从协会成立到救助“豚妹”，近10年时间里，如姜盟等人最初期待的，江豚已渐渐成为一座城市在意、牵挂的对象。

遗憾的是，因严重的肺部感染，“豚妹”的生命最终没能被救回来。受水域微污染、船舶螺旋桨误伤、废弃物缠绕等因素影响，江豚非自然死亡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在姜盟看来，应急救护只是最后一道防线，想要江豚种群生生不息，需要各方在长江水生生态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努力，形成系统性的保护屏障。

2025年，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鼓楼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下关滨江水生生物放流平台成为全国首批科学放鱼体验点之一。6月中旬，平台开展了一次增殖放流活动。在潘兴亚的指导下，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将鱼苗放入长江中——在鱼类资源完全恢复前，现有天然饵料不足以支撑江豚繁育需求，人工补足空缺是守护江豚种群的必然要求。

2021年，长江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此背景下，结合长期科普、巡护、观测、救助等实践经验，协会积极呼吁、推动江豚保护相关制度的制定、出台。2022年，经南京市人大牵头，南京、镇江、马鞍山苏皖3市同步出台《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这是全国首例对单一物种的流域性区域协同保护立法。立法调研期间，专家组多次听取了协会会员、志愿者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多条被采纳列入立法条款。

6月14日，在增殖放流活动上，潘兴亚给小朋友讲解江豚救护知识。

南京样本

“我把江豚保护的故事译成了英语，把南京的绿色故事讲给全世界听！”今年6月，在江苏省第四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决赛中，与同伴一起讲述江豚保护故事的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妮丝成了这届比赛首位登台的外国参赛者。

2024年，珍妮丝入读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偶然看到学校里发布的江豚保护志愿者招募通知，让她对这一从没见过的动物产生了好奇。去年11月，珍妮丝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就幸运地看到江豚跃出水面，并由此开始参与江豚保护工作。

学习长江生态知识、清理江岸垃圾、翻译江豚科普手册，通过志愿服务，珍妮丝越来越了解南京与江豚的关系，还练就了一项本领：现在通过观察天气、鸟类活动等情况，她就能大致判断出江豚出现的概率和区域。

同样被江豚吸引的，还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杨骏涛。“因为江豚，我才了解了中国的长江大保护战略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治理举措。”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杨骏涛的毕业设计是以留学生视角观察中国的生态保护。2025年，南京举办世界市长对话活动期间，杨骏涛还作为生态交流使者向来自马来西亚的市长介绍了南京江豚保护模式，让中国的长江生态治理经验得到推广。

成立11年，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已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为拥有200多名注册会员、两万余名志愿者的公益平台，其中像珍妮丝、杨骏涛这样的国际志愿者有300多名。目前该市有20多所高校都有江豚保护志愿团队；利用江豚观测小程序，市民可以随时上传拍摄到的江豚影像资料，让民间观测数据成为科研的有效补充。

在长江大保护背景下，通过立法、制度兜底，依靠全民共治、多维联动，再加上增殖放流等科学举措，南京基本形成了江豚四层保护体系。12年间，长江南京段的江豚数量已从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初的30多头增长到了近70头。如今，在南京下关滨江等核心江段，常年都有江豚出没，有时候它们还会游到距离江岸仅二三十米的水域，与往来的人流、车流“同框”。

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是全球许多地区都面临的课题。近年来，“南京模式”的出现吸引了法国、英国、柬埔寨等多国鲸豚专家、生态学者、驻外领事等前来考察。2024年，世界哺乳动物观察网将南京江豚保护项目评为年度最佳保护项目。

同一年，在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江苏省及南京市相关部门指导下，协会联合葡萄牙、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等国家和地区20余家社会公益组织，共同成立国际生态保护（南京）公益联合体（IECU），常态化开展双向志愿交流、跨国生态调研活动，让“长江上的微笑”传递到更多地方。

做可持续的生态公益

6月的那次增殖放流活动，是协会联合当地企业开展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项目。“近年来协会一直在积极对接这类合作，带来的收益差不多能覆盖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姜盟说。

2021年，为了全身心保护江豚，姜盟辞去原来的工作，成为协会专职秘书长。最近两三年间，由于来自各方的资金资助减少，协会的基本运营遇到了困难。为了留住核心团队、维持一线护豚工作，姜盟投入了不少自己的积蓄，去年，他还卖掉了在南京的房子，至今和家人租房居住。

把大量精力、财力放在江豚身上，姜盟的坚持，源于他感受到的江豚对南京这座城市的信任，“这么多年，它们竟然一直待在这里没有离开”；也源于越来越多的人对江豚的关注和对保护工作的支持，“那是一种不容辜负的期待”。

说起这些，姜盟的话语中并没有“惨”的意味。他自称“乐观理性主义者”，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并且如果仅靠情怀和捐助，江豚保护或许能做一时，却做不了长久。“只有把江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公益运营收益，对它们的守护才能一直延续下去。”姜盟表示。

经过长期摸索与迭代，目前，协会正逐步形成自我造血机制。除与企业达成生态公益合作外，还开发了生态研学、生态旅游等项目，打造“莱斯豚豚”江豚文创IP，运营江豚主题书屋、江豚邮局……由此获得的收入再用于推动各项江豚保护核心业务的运转和发展。

江豚生存环境改善，不只发生在长江南京段。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长江全流域江豚数量仅存1012头；2022年增长至1249头，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在2025年的最新专项调查中，江豚数量达到了1426头。

江豚被称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这一种群恢复态势持续向好，表明长江水生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显现。不过，情况还远未到足够乐观的程度。“江豚位于食物链顶端，它们唯一的‘天敌’就是人类。”姜盟说，目前全球所有淡水豚都处于极危等级，只要人类在江河中的活动持续，对它们的威胁就可能存在，保护工作就要一直进行。

6月下旬，在南京长江鼓楼滨江江面上，浪花翻涌约20分钟后，一头母江豚平安产下了一头小江豚。随后，江豚妈妈驮起幼豚，跃出水面，其间江豚爸爸始终守候在旁边。

在岸边，追踪、等候多时的武家敏拍下了这些画面。夏季，是江豚的繁育高峰期，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还会见证更多新生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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