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将理论创新置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之中——（引题）

新财政理论新在哪（主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新共识。问题是如何沿着这个新共识来深化财政理论创新？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借鉴世界财政研究成果，将财政理论创新置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中。

数字时代既颠覆传统的思维认知，也颠覆旧的学科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准确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必须意识到人类已经从工业文明进入数字文明时代。

时代之变会带来许多深刻的问题。数字化与金融化叠加在一起，经济社会正在产生一种快速的“化学反应”，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既颠覆现实，也颠覆理论；既颠覆传统的思维认知，也颠覆旧的学科定位。比如说所有制以及数据产权、数字金融、数字货币的发展，财政和金融、财政和货币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正在改写传统的财政平衡理论、国债理论和财政政策理论。在现实中出现的负利率、负价格等现象，在过去闻所未闻。归纳起来，过去曾经被经典力学证明的确定性的世界，在数字文明时代已经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不仅如此，不确定性不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世界的本质，这已经被量子力学所证明。

数字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加速度趋势，这衍生出了许多未知的问题。就好比汽车运行的规则（低速环境）不再适用于飞机（高速环境）一样。许多规则加快失效，越来越不适应数字文明时代要求。最为突出的是政府的运行方式及其法律制度，亟待变革，比如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政府监管、《劳动法》就已经相当程度地不适应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讲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也要有新的认识。依托“单位”为缴费基础的社保制度，在新的就业状态下，也变得“漏洞”百出。规则的重构，意味着需要新的思维和认知。

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现实和指导构建新的发展确定性

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理论，而是要实现超越，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构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的思维认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视野才能变得更为开阔。

过去认为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发现确定性是构建的结果。这跟以往的认识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构建确定性的时代。这和我们以往讲的寻找一个客观存在的、先天的确定性（通常以规律来表达先天的确定性）的思维完全不同。这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基本哲学基础和认识基础已经被改变。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构建确定性，以规避风险。而构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越来越需要虚拟理性的过程，因为风险本来就具有时空的虚拟性特征。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都是虚拟性问题，不可证伪，不符合经典科学所要求的二值逻辑。要真正认知风险，就需要超越二值逻辑的虚拟理性来加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一次讲话中，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当成是木桶的底板，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底板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根据木桶原理，底板和短板性质完全不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底板，不是短板问题。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更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基本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现实和指导构建新的发展确定性。

基于时代问题重构财政理论

数字文明时代的基本问题是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公共化。风险的公共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这意味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公共性”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市场失灵为参照系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等概念已经无法成为解释现实的逻辑起点。超越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从广义社会来观察财政问题就成为财政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以广义社会为观察视角，是要基于当下的以数字文明为基础的风险社会来考量。风险社会中的财政公共性不由自主地就导入了风险公共化的结果——“公共风险”这个核心，并成为风险社会财政理论的逻辑新起点，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下的现实。

强调财政理论创新，特别是讲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要强调学科体系的重构。在一些局部的、边边角角的问题上进行创新并非不可以，但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即基于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方位。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难题，比如二元结构的问题、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的问题等。按人口结构来看，在社会身份意义上，农民群体占53%，表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个时代和社会背景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和现代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趋势的复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要发挥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财政作用。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的财政学科定位，会限制财政理论创新。只有把这些基本问题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跳出基于经济学的财政学科定位。财政学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本来不应局限于经济学。应该首先从回答时代问题入手，然后再考虑财政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应该是先有孩子再取名，而不是根据取的名字再决定生什么样的孩子，这个顺序不能错。

有一位政治学家与我讨论财政问题，他认为财政学应当是政治学的基础课。我当时非常惊讶。政治学者觉得财政学应当是政治学的基础课，表明从他们的视角发现了财政学的基础性，也表明财政学科之外的人可能比财政学科之内的人对财政的认识更为清楚。这也充分说明，确实只有超越现有的学科定位，才能真正推动财政理论创新。

（作者：刘尚希 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