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两位研究重离子物理和纳米科学与技术的重量级科学家及团队，用10年时间，研发出有望治疗肿瘤的激光加速器原理样机。日前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表示，现在的状况，即便设备做得再好，似乎也不如发篇论文来得实际。

　　此话说开了，其实还是老问题：在《自然》《科学》等刊物上发文章，是不是可以取代解决现实问题？因为写篇论文不致“十年磨一剑”，按现存评价体系，发表后可直接与学位、职称、奖金挂钩，虽然其对成果转化往往并无大用。所以他们表示，科研要从“有用—可用—商用”三个阶段之间，“跨越一个比一个更大的沟壑”。

　　科研的“有用—可用—商用”，突出的是“用”和“转化”。当前语境下，这样的强调何其紧要。国际竞争的格局中，仅就国家制造业而言，需要有所突破的“卡脖子”核心技术就不少。但我们也须看到，在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的探索中，人们有时对其是否“有用”其实也不完全了然，科学家们只是由一己好奇心所导引，惊异于大自然之奇妙，陶醉于方程式形式美；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与任何非功利的预设绝缘。那些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对一个个艰深“猜想”的苦苦求证，或是人类科学探索的一个写照。至于那些当初看似“无用”，不期对后来科技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发现（这样的例子太多），一来表明人类认知的局限，更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

　　当然，科学研究和探索终究是要造福人类。所谓“无用”不过相对“有用”而言。科研最切近的任务，无疑是解决国家和民生需求中的紧迫问题，这方面，全世界概莫能外。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考量。终身从事基础研究的杨振宁先生，就多次反对国家在现阶段投入巨资建造大型粒子加速器，对错暂不去说，起码表现出他综合考虑国情的眼光。

　　科研着眼于“有用—可用—商用”，当然不是反对或轻视基础科学研究。事实上大多基础科学研究一开始就能看出其“有用”的那个“点”，继而沿着“可用—商用”的路子走下去。至于极少数暂时“无用”的研究，也应允许那些稀有的天才型研究者在思想的宇宙中遨游，只是他们的努力应在相应的科学共同体内获得认同。

　　“无用”之用，“有用”之用，其价值最后总得被评价。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和“双刃剑”特性，决定了这样的评价体系得由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专业人士来建立、完善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