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多维社会政策改革治理相对贫困

　　消除或减少贫困是全世界共同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反贫困战略将要面临重大的转型，即由着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积极应对相对贫困问题。

　　相对贫困认知从单维向多维转变

　　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学术界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开始将人的需要纳入贫困的研究范畴，超越了传统上对于物质需求的讨论。对相对贫困的研究更注重从权利关系等多维度出发，分析社会排斥等因素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旨在促进社会平等、社会包容。其实早在贫困研究的最初阶段，社会不平等的概念便被引入到贫困问题的研究过程之中。此外，贫困者也被界定为在“文化上被吸纳进来”，但在“结构上被排斥出去”的社会成员。在关于绝对贫困的诸多研究当中，学者们主要是将收入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但却忽视了对影响个人或家庭陷入不利生活环境的因素的分析。多数研究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现象本身，缺乏关注现象的本质或者形成机制。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贫困问题，则更为关注那些被排斥在福利制度之外且没有机会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并希望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来促进社会公平，消除社会排斥，减少社会不平等。有学者在综合西方学者关于相对贫困的认识后，将社会排斥的概念界定为：个人或群体被排斥在其所在社会的福利体系之外，无法获得平等的公共资源、缺乏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活动和事务的权利。举例来说，受二元化制度影响，没有稳定就业的人口不能享受与就业人口均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无法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得到应有的社会保护，被排斥在制度之外。此外，还受到历史原因影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享受方面无法实现均等化，农民工“看病难”、子女“读书难”等问题时常发生，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亟须推进。

　　社会政策学者对相对贫困的理解更多基于多维视角。收入往往被当作衡量贫困的重要标准，事实上，以收入作为贫困测量的单一维度往往忽略了贫困成因的复杂性及多样性，因此并不能全面反映贫困状况。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指数并指出要将教育与健康纳入贫困的测量维度。这一转变将贫困的测量标准由单一维度转向多维度。Alkire的研究团队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提出了贫困测量所需要依据的10个指标。这一研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用，于2010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被正式公布。通过多维贫困指数对贫困问题进行测量，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多维度状况。从相对贫困测量的发展演变来看，当前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广泛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术界对相对贫困测量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传统上对于贫困或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通常是基于人们的总消费或总收入。对于贫困的测量往往是假定贫困线的存在，即存在一条清晰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水平线。一个人假如总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则被定位为处于贫困的状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关注到以收入作为单一的贫困衡量标准已经无法解释收入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变成效用的问题，即将收入作为衡量人们基本需要满足的唯一指标是不合理的。阿马蒂亚·森指出穷人所受的剥夺来源于诸多方面，并且每个方面都很重要，单一维度的贫困测量标准无法应对贫困问题的多维度表现。Alkire等学者也指出，与能力方法相关的多维度测量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能力剥夺。基于此，从多维度视角出发测量贫困问题的观点得到了相对贫困研究者的认可。

　　多维视角呈现相对贫困基本特征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希望从多维视角全面呈现城乡相对贫困的基本特征。2015—2020年恰值“十三五”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时期，从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贫困现状，对完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差异 从被访者受教育水平来看，非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2015年，非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水平，比例为33.89%；而相对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及以下水平，比例为56.67%，平均受教育水平远低于非贫困人口。这一特征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存在。相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弱于非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体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相对贫困人口在教育水平上的劣势使得这部分人群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

　　就业机会差异 就非贫困人口而言，“目前从事非农就业”是其主要的就业状态。而对于相对贫困人口而言，“目前从事务农工作”是其主要的就业状态。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相对贫困人口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较低，主要工作状态是务农。另外，从就业结构变化趋势上，非贫困人口从事务农的比例由2015年的18.65%降低到2019年的15.86%，务农就业比例降低了近3个百分点；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由2015年的38.07%增长为2019年的38.5%，基本保持不变。而在相对贫困人口就业结构变化趋势上，目前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由2015年的11.17%增长到2019年的12.35%，增长了1%；纯务农的比例由2015年的53.07%下降到2019年的46.14%，降低了近7个百分点，相对贫困人口在过去7年的就业结构变动超过非贫困人口。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即便相对贫困人口已经大量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但是贫困的现状依然很严峻，这也说明现有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参与非农就业确实是中国相对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重要途径，大量农业人口通过参与非农就业脱离了贫困。另一方面，贫困的成因可能更加复杂，2019年数据中，约32%的贫困调查对象处于无业状态。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更新换代，原有的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仍然面临着新的竞争压力，一种可能是流动到劳动密集产业成为低端劳动力，另一种可能是被淘汰，成为新的失业人口。因此，由人力资本弱势导致的就业机会差异并不会随着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而自动消失，在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从事低端产业生产，仍然面临着再度陷入贫困的窘境。

　　社会保障差异 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是其发挥减贫效应的基础。2017—2019年，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整体提升，2017年非贫困群体和相对贫困群体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54.40%、50.71%，2019年增加至59.14%、53.94%。实际上，2009年之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城镇居民，农民工没有被覆盖。2009年中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才将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展至农村。此后，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比例逐渐提高。起初，贫困人口中参保的比例非常低，随着新农保政策的普及推广，参保率才不断提高。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与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基本一致，2019年非贫困群体与相对贫困群体医疗保险参与率分别为85.39%、82.77%，非贫困群体参与率略高于贫困群体。在最低生活保障上，非贫困群体和贫困群体的享受比例恰好相反，2019年非贫困群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为3.09%，相对贫困群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为9.58%，相对贫困群体比非贫困群体高6.49%。

　　社会参与差异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贫困问题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对人们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个人的基本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公平地获得教育、健康、市场准入、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社会学特别注重对个人社会参与的考察，CSS问卷中涉及多项社会参与题目。本文抽取了三项政治参与指标，其中在参与村（居）委会选举上，2015年相对贫困群体的参与水平略低于非贫困群体，两者分别为50.61%、59.08%；2017—2019年，无论非贫困群体，还是相对贫困群体，参与村（居）委会选举的水平都发生显著的下降。到2019年，非贫困群体参与选举的比例降低了约29%，相对贫困群体参与选举的比例下降了约11%。2019年非贫困群体参与选举的比例比相对贫困群体高了约9%。在所在村（居）重大决策讨论上，相对贫困群体参与的比例也略高于非贫困群体，2019年，相对贫困群体参与重大决策的比例为9.62%，非贫困群体参与的比例为9.16%。总体上来看，中国居民的社会参与比例并不高，但是相对贫困群体参与的比例略高于非贫困群体。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精准扶贫和各类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贫困群体更多是直接受益群体，因而也更愿意参与到各种讨论决策过程中。

　　社会公平主观评判差异 个体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自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所受到的社会排斥程度。在CSS历年问卷中，研究者都设计了个体对重大社会问题公平性的主观判断量表。我们选取了5个与相对贫困相关性较强的问题，涉及公共医疗、就业机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城乡权利。个体自评指标量表为1—4，1代表个体认为此方面“非常不公平”，4代表“非常公平”。我们分人群计算了2015—2019年五个维度的均值。从横向比较看，五个方面中，人们对城乡权利的公平性评分最低，均值接近“比较不公平”，特别是相对贫困群体对城乡权利的公平性判断比非贫困群体更低，这从侧面反映了现有的社会体制对相对贫困人群存在着较强的社会排斥，特别是城乡流动人群，在公平权利获得上还存在差距。从纵向比较看，在公共医疗层面，相对贫困群体和非贫困群体的评分都在2.7—2.9，接近“比较公平”，相对贫困群体对公共医疗的评分略高于非贫困群体；在就业机会上，两类人群差异也不大，评分在“不太公平”与“比较公平”的中值；在收入分配上，两类人群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评分也较低，2015年，评分接近“不太公平”，2017—2019年，评分略有增长，但和其他类相比仍然较低；在社会保障上，两类人群的评分接近“比较公平”，其中相对贫困人群的评分略高于非贫困人群。总体来看，人们对“城乡权利”“收入分配”公平性评分较低，在其他三个维度上评分接近“比较公平”。

　　多维政策应对相对贫困多维特征

　　本文试图从多维视角来分析中国相对贫困的形态，从数据分析结果上，相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显著弱于非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在就业机会上，相对贫困人口的非农就业比例显著低于非贫困人口；在社会参与上，中国居民的社会参与比例整体较低，相对贫困群体社会参与的比例略高于非贫困群体；在社会公平性主观评判上，调查对象对“城乡权利”“收入分配”公平性评价较低，相对贫困群体在以上两个维度上的评分均低于非贫困群体。

　　总体上看，2015—2019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但相对贫困问题逐渐呈现出来。相对贫困问题与绝对贫困问题不同处在于，相对贫困问题涉及群体比较性、机会公平性等社会问题。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相对贫困人群在教育、就业、社会参与、城乡社会权利等维度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这些问题。

　　（王晶，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