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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透视疫情世相的一种路径（主题）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副题）

立春之后，万物复苏。三年疫情恍如前尘，有很多看不见的文化与社会心理问题尚需深入探讨与应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审视疫情下的世相，面对大疫，仍须通过正向影响建立互信机制。

记者：当前，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日渐趋于正常。作为历史学和文化学研究人员，您能谈谈疫情之下的社会心理及其内在机理吗？

王学斌：观察疫情世相，文化心理学的某些理论比较适用。文化心理学，大体是指研究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心理学取向或领域，注重关注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大致可以把疫情期间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万物互联而众生孤独”；二是“知识富裕而常识欠丰”；三是“专家众多而权威不足”。当然，还须强调的是，以上三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实并不仅仅限于疫情期间。实际上早在前疫情时期，这些情形已潜滋暗长甚至比较明显，只是在相对特殊的疫情防控期间，它们容易被放大或者得以凸显。同时，放眼未来，这些现象依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记者：何谓“万物互联而众生孤独”？人们又该如何合理使用网络而非过度沉溺其中？

王学斌：当下是一个全媒体的社会，网络无处不在，云端触手可得，世间万物似被无形之链条衔接，但因之造成的人类自身的情感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受众囿于彼此关注各异而造成的“信息茧房”，一家之中，无论老幼，抑或青壮，总会有那么几位属于“低头族”或“刷屏族”，一人一部手机，被自己所接受或选择的内容所包裹，还真是应了一首歌词里所形容的“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当放下手机的那一刻，人们却往往心生茫然，原来“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种情形，在出行受到较大限制的疫情时期，变得愈发明显。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多依赖网络媒体，以致个体决策与集体行动过于依赖线上发布的信息。须知，人是一种具备多元感觉的生物，只有充分调动全身的各种器官去感知周遭，才有可能把握真实的世界。疠疫三载，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国人的感受能力，这也是今年春节一放开各地便游客如织的一大原因。不过，尚须注意的是，疫情期间人们所形成的信息收集与数据分析的方式，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下意识”。在不久的未来，高度数字化信息化无疑是实现“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键一环，因此在网络愈来愈发达的今天，如何避免人们忽略真实而有温度的现实生活，提防不知不觉间陷入由无穷信息构筑的“井底”，依旧需要我们去呼吁和引导。

记者：人们又该如何处理好“知识和常识”这对关系呢？

王学斌：有了网络，有了大数据，于是足不出户，我们便可以于海量知识中畅游。不过，仔细梳理疫情期间的一些现象，比如疫情初期人们疯抢双黄连，之后还出现疯抢连花清瘟、试剂盒等事件，虽然有关部门屡次出来辟谣与解释，但类似情形还是反复出现多次，难免形成一种“知识富裕而常识欠丰”的较大反差。在一个知识俯拾皆是的时代，上述现象的涌现，乃是因为对疫情未知而产生的群体恐慌，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的弥足珍贵。所谓常识，意指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个体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与能力。就应对疫情而言，各级政府所通报的信息与数据不可谓不全、不细，但大众对其理解显然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我们仍须在常识形塑上下大气力。举一组数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为8.47%。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3.3%。截至2020年，这个比例大体增长到10.56%左右。进步固然可喜，但较之欧美等发达国家，此数字并不算高。而公民科学素质恰恰是构成公民常识的一大基石，可见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任重道远。由之再略微谈开一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之所以明确提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要求，并具体部署了“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等任务，其目的即在于要在公民的文明程度和常识建设方面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记者：如果继续延伸，是不是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专家的社会公信度？

王学斌：是的。坦率地讲，疫情期间最为忙碌且劳累的群体，非卫生防疫系统的医护人员莫属。尤其在疫情研判与舆论引导方面，像钟南山、张文宏等专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让民众焦灼的内心得到适度抚慰。但是客观而言，仍有一定数量的老百姓对一些专家的解释缺乏认同感，好比是“专家众多而权威不足”，这背后的原因颇多。倘从专家角度探讨，恐怕是如何采用更合适、更有温情、更接地气、更易被百姓所接受的方式和方法来解释医学专业问题，提升媒体应对、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准。此处的所谓“权威”，并非指的是专业领域中的那种业务第一、科研最强的程度，而是指学者能够善于在公共领域、媒体平台以大众可以接受乃至乐于接受的形式展现其无可置疑的专业水准，形成极好的社会公信力，从而实现知识的良好普及与心理的充分疏导。这方面，我们的不少学者长期受学术分科体制与科研评价机制等影响，即使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却往往缺乏积极主动的公共关怀意识和进行公共事务对话的能力。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有可能补好的课，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要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有机的一部分，而不是孤悬于“象牙塔”之内。缺乏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的学术，是没有恒久生命力的。

三年的千辛万苦，终于换得温暖的春天来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将疫情之下的所思所获，转化为让心灵更为平和从容的良药。（记者 吴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