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目前，学校领导、校保卫部、学生志愿者与民警组成联合督察队开始排查校外喝酒，共同开展校园周边学生纪律督查工作。图片来源：“西安翻译学院”微信公号

　　学校是育人的地方，让学生明白饮酒过量的坏处是理所应当的教育，这一点不容指摘。只是，教育的具体方式还是可以探讨的，比如，可否从“居高临下”的禁止变为“平等相待”的协商呢？

　　要知道，高校里的大学生并非是中小学生，他们都已经超过了18岁，是成年人了。既然是成年人，凡事就应该按照成年人的规矩和规律来办。

　　比如，成年人可不可以喝酒呢？当然可以了。各个国家都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但是没有在成年人群体中再划分出大学生这个群体作为例外的。

　　我不想去引用圣贤所言的“斗酒诗百篇”“饮者留其名”之类的话来强词夺理，但从实际角度来看，相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大学生除了学习之外还有着丰富的课外实践和课余生活。在参加一些活动和聚餐的时候，饮酒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也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不要一说饮酒就联想到酩酊大醉、烂醉如泥，不是每个成年人都如此嗜酒如命，是非不分的。作为成年人，大学生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如何喝酒，喝多少酒。否则的话，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怎么没听说有多少是因为饮酒丧命的？如果毕业后不会嗜酒成性，在校期间怎么能会呢？难道说，是在毕业之后与进入社会前的一瞬间顿悟明理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的理智和理性。

　　当然，不能否认学校出台这样的禁令是有着一片好心的。

　　防止学生酗酒，为那些本来不想喝大酒但又碍于面子的同学提供保护，防止因为不自量力或失控的饮酒之后造成学校风气的败坏，学业成绩的跌落，甚至是学生生命财产安全的损失。这些恐怕都是学校出台禁酒令的初衷。

　　当然，这里面不可排除的一个因素是，学校出台禁酒令也有“自我保护”的因素在其中。一旦学生要是因为饮酒而在学校出现了事故，家长岂能不向学校“兴师问罪”。

　　只是，好的心意还需要好的方法来落实。

　　比如，学校可否将这种“一刀切”变为签订协议书。

　　禁令是从上而下的要求，而协议书是双方平等的约定。禁令是不容置疑的而协议是可以商量的。在协商的过程中，学生深度参与其中，既对饮酒的是是非非有了经过讨论后的明理，也通过协商的过程学习了什么叫做沟通，如何表达意愿，怎么判断利弊。

　　退一步讲，哪怕协商的文本内容还是原来的禁令内容，但作为协议，文本的题目和说话的方式都要进行改编。最重要的是，要将禁令的“一对多”的传播改为协议的“一对一”传播，让每个学生都要与学校签协议。

　　可别小看这个一对一签字的过程，不仅保证了学生对于原来“禁令”中的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让学生们得到了一个成年人应有的尊重。这个签协议的过程，何尝也不是一个学生懂得平等对待，为自己负责的教育过程。

当然，签协议也不一定能保障学生在“饮酒”方面万无一失，只是一旦真的出事了，也有作为成年人签订的协议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那些极少数怎么教育也拦不住的学生来说，在出现问题后，这份协议也依然履行着学校对他的教育功能——让他明白什么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本栏目文章系中工网原创，网媒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中工网”，平面媒体如转载须经本网授权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