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哲和学生们在一起分析患者病情。资料图片

　　五张病床 一个作坊

　　几年前，笔者在张金哲先生家的旧抽屉里，看到过各种用途的小工具——这是当年他开小作坊做儿医器械的遗迹，见证了中国小儿外科学起步阶段艰难苦涩的历史。

　　新中国第一次卫生会议后，张金哲被调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式创建小儿外科。

　　那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一切归零，手里仅有从小儿内科病房分出来的5张床和一本书——儿科主任秦振庭从美国带回的《小儿腹部外科学》（Ladd著）。

　　没有诊断和手术用的器械，何来小儿外科？可那正是西方“卡脖子”的时期，没有什么条件是可以坐等来的。

　　好在动手创造是张金哲的强项。幼年时他就喜欢蹲在木工身后一看半天。燕大重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养成了他手脑并用的习惯，具有极强的应变实操能力，当年学校话剧队幕后的电闪雷鸣等特效，全是他一个人鼓捣。

　　这次，他索性在自己家里开“作坊”，动手自制和改良儿童诊断及手术器械。这个能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西医才俊，竟然白天上班，晚上做工，变成刨锯凿切全能的小工匠。

　　他与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以及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并成功推广。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困难时期，直接推动了小儿外科手术在各地迅速开展。小作坊里先后诞生的50多项发明设计，全部针对儿童外科诊断和手术中那些绕不开的急难险重。这些简易“神器”通过交流直接带动和提高了全国小儿外科的水平。

　　其中，80年代的两项创新发明特别耀眼，这就是被国际同行称道、使用并正式命名的“张氏钳”“张氏膜”。这两项根治新生儿腹部畸形的创新手术设计，彻底颠覆了国际传统戒律，使以往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患儿痛苦减轻了，手术效率大大提高了。还有胆总管防反流再造的手术“张氏辫”，小儿肛瘘挂线疗法与小夹板配合牵引治疗小儿骨折，首开门诊手术、简易病床房，解病床不足之困……数十项“首创”出自他手。即使在“文革”“靠边站”时期，张金哲也没停住，一面自制清扫卫生的工具，一面研制出第一台儿童心电监护仪。

　　一手搞硬件创新，一手自身打铁，张金哲闻名遐迩的小儿外科诊断“金手”就是这么“炼”成的：徒手为小婴儿插喉管、用两个手指在胸壁内外为小婴儿做心脏按摩等。至于他亲手做的手术，则创下太多“之最”，仅小儿阑尾炎一项，他就创造了30年1.5万例无死亡的纪录。改革开放后，他主持编写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小儿门诊外科学专著，不断以多领域的新学说、新经验、国家级新成果，影响了整个小儿外科事业的发展进步。

　　每谈到这些，他总轻描淡写说这是情势逼迫使然。但正是由于他的开拓和引领，小儿外科从一个单一学科科室，发展到拥有肿瘤、泌尿、骨科、整形外科、心脏外科、神经外科等十几个学科，医、教、研、防的成熟医学体系，并逐步走向微创化、分子化、数字化。

　　他是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的首任主任委员，曾被国际同行尊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迄今仍是全国小儿外科领域的灵魂人物。身边的人知道，这些并非只因为年龄、资历、院士等头衔和国内外大奖，而是他在小儿外科每一个发展阶段实实在在的心血付出和巨大贡献。良师楷范，景行昭昭。

　　约贾立群 会王焕民

　　80岁以后的20年中没离过岗，这是张金哲漫漫人生中最“牛”的地方。到医院查房、出门诊已经是他的一种生命状态。前几年每周来院里工作三次，疫情前至少两次。疫情后医院安排他每周上班一次，不再直接看病人了，他服从，但心痒。

　　今年8月以来，张金哲来北京儿童医院约见较多的人是他曾经的博士生、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但是前些天还约见贾立群——也是名扬全国的新闻人物、B超达人。

　　同样退而不能休的晚辈贾立群如今也已67岁了。他说张金哲让他仰视了一辈子，至今见他还是诚惶诚恐。他说那天一进屋，“老人家先从沙发上站起身，迎上握住我的手”，让他一时手足无措。先生100岁的思维依然机敏，“见面谈业务常用英文。大概是因为表达准确，好在我还能接得住”。贾立群说张先生的工作标准极高，细致、较真又讲方法，早在40多年前，他还在实习期的时候，就见识过张先生的“查房艺术”。一次张先生发现科里医生为患儿用的扩肛器型号不对，既要狠狠批评，又不能让当事人太尴尬，就加肢体语言幽了一默，逗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这次约贾立群的主要目的，是谈超声波疗法怎样更好地与小儿外科，尤其是小儿肿瘤外科合作，同步提升的问题。因为目前超声波已经发展到可以直接引导介入治疗，用射频消融对付实体肿瘤。但是与成人相比，小儿B超发展相对滞后。这是张金哲特别挂心的事。

　　“恶性实体肿瘤太凶险，弄不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只有不同学科方向的医者一起努力，才能提高治愈率，就是不能彻底治好带瘤生存，也要让孩子少受罪少花钱！”老先生这番话言近旨远，语重心长，拉着贾立群的手始终未曾松开过。

　　在张金哲的办公室，笔者见到了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这是张金哲博士团队中的金牌“老三”。他来和张先生通报今年四季度全国小儿外科界两个重要会议的准备情况，其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议形式与张先生想的不谋而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笑甚欢。只听老先生爽朗地说，“我发言准备讲五点，但不会超过五分钟”。

　　笔者借机“截胡”采访王焕民。他笑称老先生常常“约谈”他，这让同事朋友们有点酸，说“为什么老先生总是找你？你不能总‘吃偏食’啊！可我这哪里是吃偏食，是老先生在不断给我压担子……”

　　王焕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发展，任何杂症重疾，小儿普外都有法子从容应对了，唯独小儿恶性肿瘤还很难攻，这让老先生操心不已”。说话间，王焕民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向老先生，“对了，那个叫某某某的孩子，今天又来复诊了……”

　　他说的那个孩子是恶性母细胞瘤患者，瘤子很大，去年12月在决定是否能手术的时候，大家还是心里没底，特意叫老先生来参加会诊。科里摆出情况，等着老先生一锤定音。这时老先生不疾不徐地说：“你们不要总盯着手术，盯着解剖……”大家面面相觑，难道老先生否定手术方案了？往下听才恍悟：“我们除了要考虑手术治愈的可能性和细节，还要更多考虑术后恢复的预期和费用，替患儿家庭考虑考虑经济承受能力……”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想到老先生时没有太多年龄概念，大家遇到问题总习惯性地想知道‘老先生怎么说’。这些年我们科的工作有些进步和起色，老先生所起的作用实实在在，他对我和团队的影响一直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的，尤其是在医学人文的理念上”，说完匆匆赶回科室上班的王焕民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