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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关键是加强基层党建

来源:浙江日报
2022-06-09 08:20:03

  原标题:乡村治理的关键是加强基层党建

  嘉 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徐小青

  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 陈志钢

  桐乡市越丰村党委书记 吴新惠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长期以来,浙江把平安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新时代“枫桥经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等治理模式被多次写入中央文件。面对乡村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建设平安乡村,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本期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徐小青,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陈志钢,“三治融合”发源地、桐乡市越丰村党委书记吴新惠。

  加强基层党建

  巩固平安乡村建设的组织保障

  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浙江率先出台《浙江省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清单(试行)》(下称《责任清单》),构建了一套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如何全面压实责任清单,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平安乡村建设中的统领作用?

  徐小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散”字。

  在我看来,“散”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要素上。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小农大国,虽然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新的经营主体,但流转出来的土地也就5亿多亩,小农户数量仍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土地耕作规模总体上仍然小而分散。要素还包括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不够高,另外有2.9亿多农民工从农业劳动力中转移出来进入城市,但他们的就业状态是不稳定的,当经济发生波动时,他们就会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流动。再从全国情况来看,乡村的产业状态也是散的,技术、产品同质化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都可能导致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的不稳定、管理的不规范,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平安稳定。因此需要以更强的组织引领,增强规划的前瞻性、政府引导的带动性和社会参与的组织性,凝心聚力谋发展。

  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机制中,县一级是最重要的,改进乡村治理就是要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这是因为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场域,县域高质量发展对于统筹城乡布局、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具有重要意义。县委书记要牢牢把握统筹城乡的功能定位,既把城市治理的有效经验和先进技术推广到乡村,又要制定好县级层面平安乡村建设的统一规划,并及时总结提炼好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

  陈志钢:在农村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单个农户往往缺乏组织能力和意愿,也难以承担相应的组织成本,这时就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这次浙江的《责任清单》也将强化组织引领、维护平安稳定的具体职责更多地落到乡镇和村一级。然而,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基层干部的能力和工作需求不匹配、无法有效调动群众积极性等现实问题仍然存在。

  前不久,浙江首次召开全省城乡社区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健全完善“高效协同、整体智治”的治理体系,推进“141”体系与社区的连接贯通。我认为,这是把“党建统领、整体智治”落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抓手。特别是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党建统领网格智治,实际上是对中央一号文件“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要求的高度贯彻。

  落实党建统领网格智治,一方面要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提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能力和素质,全面提高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质量;另一方面要聚焦乡村网格治理单元,以现代治理理念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网格治理。

  吴新惠: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落实。《责任清单》也强调,村党组织书记要健全完善村级组织运行机制,做好党建统领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乡村治理机制的落地。

  党建统领网格智治为越丰村在新阶段贯彻基层治理“141”体系建设、推动“四治融合”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全村推行“网格党支部+党员先锋站”模式,3个网格党支部、3个民情网格、26个微网格实现党建、民情、综治三网融合,通过定人、定岗、定责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带动网格支部党建工作和网格内社会治理工作互促。我们还探索实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对村级管理范围内的事项,村干部随时受理,需要街道以上层面代办的事项,由红色代办员全程代办,年均代办合作医疗报销等事项200余件。

  激发主体活力

  夯实平安乡村建设的群众基础

  记者:平安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您认为建设平安乡村,如何更好地激发农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活力?

  徐小青: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乡村在产业振兴、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农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富足。另外我感觉浙江农民自立自主意识较强,有较高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基础。

  在实践中,应当抓住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强化对基层小微权力的监督机制。要严厉打击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选举、侵吞集体资产等违法犯罪活动。还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打击“村霸”,防范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二是畅通农民参与村务和表达诉求的渠道。要树立起村民对党组织和相关自治组织的信心,促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发生矛盾纠纷时,自觉寻求合法合规的渠道去解决。三是重视宣传教育,逐步提高村民参与共建共治的能力和水平。

  陈志钢: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共同维护平安稳定,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政府的合理作为和能力提升。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并非是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是督促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更多地把精力放在顶层设计和公共服务上,涉及村民利益的大小事项全部向村民公开,在村民能够自主决议的事项上实现民主决策、还权于民,为自治搭建好平台。

  二是注重乡村内部治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可以通过发动乡贤,选树先进典型来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教化作用,引导村民自觉规范自身言行。此外,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链延伸,特别是农村电商的发展,许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就业,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活力。要鼓励他们将现代化的治理范式、生活方式、先进理念带回乡村,助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三是要降低农民参与平安建设的成本,提高收益率。乡村治理复杂性与微利性等特征加剧了公私价值冲突及信息不对称,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悖时,很容易发生矛盾纠纷。因此,在契约制度和有效监管机制的设计上,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地让治理成果惠及最大多数人。

  吴新惠:乡村治理千头万绪,村情民情也是复杂多变的,但是总有矛盾相对集中、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包括集体“三资”的管理、宅基地的征迁、失地农民的安置等。对症下药、把握住村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才能提升参与度,增强可操作性。

  比如,现在的乡村基本上还是“熟人社会”,我们重视动员村里有威望、有能力、品行好的人参与到村务管理中来。“飞扬调解工作室”是越丰村比较鲜明的人民调解品牌。工作室由村干部张飞扬牵头组建,还邀请了一些退休干部,常态化地进行普法宣传和纠纷调解。他们都对当地情况很了解,与村民之间关系也不错,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愿意接受调解,也对调解的结果比较认同。

  又比如,我们还推出了“共富菜园”。越丰村现在有250余户失地农民,他们仍然有种地的习惯和需求,过去房前屋后经常种满了菜,不仅占用了公共绿地,导致人居环境脏乱差,还不利于垃圾分类。现在村里专门开辟了一块土地给他们种菜,而且对种什么、怎么种也作了规定。这块土地不是随便能拿的,农户要通过遵守村规民约、村务参与、评先评优等,积累相应的积分进行兑换。这样既满足了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农户种菜的现实需求,又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在争当先进中,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荣誉感逐步提升,对村集体的认同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加强,乡村自治的内生动力也就不断被激活。

  保持历史耐心

  完善平安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

  记者:浙江在乡村治理领域长期以来走在全国前列。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建一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等,这些体制机制都发源于浙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如何持续提升乡村善治水平,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徐小青:在平安乡村建设中,首先要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保持历史耐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而且从实际来讲,平安乡村建设得好不好,跟乡村的发展阶段有关,跟农民整体教育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有关,特别是现在浙江还提出“整体智治”,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相关问题的解决、目标的实现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躁不得。因此,我们在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顺势而为、稳中求进、重在落实。

  第二个原则是要发挥乡村特有的功能。我注意到这样一组主题词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到“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相关表述已经变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城乡一体到城乡互补,表明了乡村振兴需要城乡发挥好各自特有的功能。

  精神文明建设集中体现了乡村治理的独特优势和需求。一是相较于城市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特点,乡土文化有更多地缘、亲缘特色,更加传统纯粹,更有历史厚重感。二是由于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部分乡村出现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村规民约的制定、平台载体的搭建、精神文化活动的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乡风文明,实现精神富有。

  陈志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创建一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作为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抓手,这是对浙江的肯定和勉励。

  浙江要继续大力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首要的是抓住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一初心和灵魂,推动基层治理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上下互动转变,加强机制和法治保障,确保群众在整个公共服务中参与决策、实施和监督。在这方面,浙江的村务公开制度、小微权力清单、民生议事堂等体制机制都是很好的。

  另外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提高乡村智治水平。数字技术应用于平安乡村建设,不仅在于通过实时监测、多维记录村情民生,增强对乡村舆情、公共安全等状况的及时掌握和精准研判,还在于优化城乡之间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调配,提升乡村人口素质和社会保障水平,在更多方面提高村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浙江自2014年以来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网,近年来又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打造“乡村大脑”、落实“网格智治”,对防范化解治理风险,特别是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下来还要聚焦山区26县,加快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吴新惠:法治是维护平安稳定的硬性保障。越丰村特别强调引导村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我们发现,村民对法律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有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所以我们一手抓村级法律服务团建设,请市级检察官、街道司法所所长、律师、民警入驻,每月15日,村民集中来到办事窗口前,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借助点对点的法律服务,基本实现了上访事件“零发生”、行政诉讼“零发生”、矛盾纠纷“零上交”。同时,一手抓村民法治素养,法治文化长廊、法治书屋等各类法治宣传阵地随处可见,进一步营造了村里的法治氛围,村民的法治意识提升了,自然而然也懂得守法用法。此外,我们积极利用宣传日、宣传月等,采取多种形式,对打击黄赌毒、保护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进行主题宣传教育,帮助村民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范。(记者 周宇晗)

责任编辑: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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