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水文化：中华文明之绵厚底色

　　《道德经》中，有如此含义深邃且家喻户晓的一句：“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此话原意，本是老子在阐释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中极为关键又模糊不清的概念：道。毫无疑问，在中国人看来，道天然存在，但无法一语说尽。老子脑中似乎自然而然，又或灵光乍现，用水来借喻道之形与意，难以捉摸，却犹如一口永无干涸的老井，深邃至极，主宰万物。

　　以水比道，堪为神来之笔。实际上，这也展现出水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涵纳万物，广博无垠，点滴不可少，须臾不可离。水文化因之内化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之绵厚底色。

　　（一）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与水息息相关。

　　“君子见大水，其万折必东。”孔子当年的观水情结，某种程度上说明传统中国人对江河走向的一种认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独特的地理结构与水文特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空间方位想象乃至世界观，于此再明显不过。几乎所有中国的大江大河，皆是东西流向，其中具备关键意义的，无疑是长江与黄河。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作为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万里，终汇入滔滔东海，其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滋养了无数中华儿女。自西至东，长江依地段之别可分为上、中、下三游，在亘古不息的流动中亦孕育了巴蜀、荆楚、吴越三种文化类型。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原初的清澈涓流，自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涌出，一路不舍昼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四大地貌单元，纵贯华夏三级台地，将渭水、泾水、汾水、涑水、洢水、洛水、漳河等数百条支流统摄其间，以极为壮观庞大的水系规模，浩浩奔腾入海。

　　不难知晓，中华民族的生活因大江大河的流动而绵延，中华文明随千水万流的牵引而变迁，无数江河冲积出沃土，滋养了众生，孕育了文明，也是民族精神的化身。

　　不过人类对水的接纳，并非纯粹被动。一方面，水影响着人，另一面，人塑造着水。关于水的神话恐怕便是人类最早也是最质朴的作品。翻阅各式中国神话故事，水是其中不可撼动的首要主题。不妨试着从林林总总的不同版本里抽绎出一条线索：在空前的“宇宙洪荒”中，洪水滔天，四方俱荒，两位神仙伏羲与女娲结合，一位从黄河里推导出文明密码——“河图”“洛书”，一位舍身补天，不忍生灵再受水患荼毒。二人又孕育了三皇五帝，其中黄帝身兼水神之职，尤其在与蚩尤的战争中，成功在女儿“旱神”女魃的辅佐下，阻止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降临。

　　之后的神话叙事里，水一直占据核心位置，似乎九州上下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湖泊、每一个池塘、每一眼泉水，都与神灵挂钩，他们“遍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然而神灵也有善恶之别，水势也会时好时坏。譬如洪水，即是狂暴、无序、野性、恣肆的象征，为了生存，人类的主动性就得以彰显，从而改造这失控之水。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大禹治水。禹辛苦劳作十三载之久，“手足胼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驯服了桀骜的洪水，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神话的诞生，从较为共性的意义上理解，是为了组织并阐明各种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人类经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古人逐渐将道德品质、水资源管理和国家权力这看似不搭界的三种范畴归于一体，水被赋予了深沉的人文和政治内涵。

　　（二）

　　“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门生子贡的疑问，恰恰证明孔子平生素爱观水，除却“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外，更揭示了古人对于水的一种别样理解：看似观水，实则欲图在这一泓碧波中参悟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道。

　　人因水而存在，因水而深刻。在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中国的先哲们便以水为载体，进行着“道”的探究。道家鼻祖老聃曾提出非常著名的命题：“上善若水”。世间之最高品质，莫过于水，它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接近于道。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是故治国者要谙熟水之“道”，诚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家体悟出“无为”的原则。与此同时，治国者当知静水方可流深，低调才是强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至最低点的水，蕴藏着稳定持久而强大的生命能量。

　　作为孔子的衣钵传人，孟子对水情有独钟。“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在其眼中，水最可取之处，即自强不息，源流分明，故修身治国亦当作如是观。对于人性，孟子旗帜鲜明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对于治国，孟子则主张秉钧者当以民为本，胸怀宽广，好比孤居深山的舜，“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如此天下方能大治。

　　庄周曾借孔子之口道：“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贤哲乐于修炼止水之心，然世间的水向来是奔腾甚或泛滥的。司马迁说过：“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水利一直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大主题和难题。对于水资源的管理与使用，考验着每一个中原王朝的治理能力，是其维系国家稳定的核心指标。于是乎，自古迄今，治水与国运密切关联。秦一扫六合，郑国渠、灵渠与都江堰之作用不可或缺。西汉定都长安，于是兴修漕运，造就了“八水绕长安”之盛况。当然，规模最浩大且对国运影响最为直接的，莫过于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大运河。纵横3000余里，绵延2000多年，大运河沟通京津、燕赵，贯通齐鲁、晋豫，南连淮扬、吴越，运河文化与区域文化水乳交融，与域外相连。倘换个角度，运河之“运”，又好比流动的枢纽，串联了东西，平衡了南北，盘活了天下，造福了四民，关乎着民族气运，兼容并蓄，广济八方。

　　“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黄庭坚称颂杜甫诗作如源深之水，可见水已悄然化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当中。立足新时代，如何继续挖掘、丰富、弘扬与创新中国水文化的价值，令这一股流淌数千年的文脉，引导更多国人知水乐水，依然是一项非常迫切的重任。（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