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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立心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22-04-26 08:02:18

  原标题:以文立心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要求是真善美。中华文明认为道德价值是人类追求的中心价值和终极价值,将真善美在道德的领域内统一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止于至善,是中华文明的哲学精神和理想境界。

  一、 道与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儒家把本体直接规定为道德本体。孔子以“仁”为本体的根本内容。孟子认为,只要能发挥人内在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发挥了人的本性,尽其心、知其性,也就知天了。《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德化的宇宙本体和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汉代董仲舒为“天人合一”道德境界作了哲学论证,至宋明理学,以讲道求道为天职,直接把必然和应然看作同一,无论是程朱的以“理”为道,还是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的以气为“道”,或是陆王以“心” 为道,都是对本体论与伦理学作统一的思考,使个体能与宇宙本源相承接。天道与人道是一体的,通过儒家的内在心性论“存心”“养性”“思诚”,道与心紧密相接,天人合一。

  “志于道”。

  孔子讲“道”主要论及人道而很少谈论天道。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道成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必须遵循的原则。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四个层次,道是本源,德是道的体现,仁是最主要的德,艺是仁的具体表现形式。

  《中庸》曾经明确提出“君子之道”,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南宋哲人朱熹注云:“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又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道就是天地之本源。

  “据于德”。

  “据于德”是指人的善良的品行和高尚的品格。中华文明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突出主体为善的主动性。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德是安身立命之本。人的善良品行源于天地之道,又呈现天地之道。朱熹注曰:“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道家讲天地自然,德者,得也。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王弼注释道:“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管子说:“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所谓德即是“得”,万物得道而生就是德,人是万物的灵长,自然也需获得天地之道。人之德就是按天地大道行事。

  “依于仁”。

  何谓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孔子看来,最高的道德规范是 “仁”,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孔子把仁看作是主体的道德自律,是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的自然流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并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仁不让于师”“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依于仁,诚是至要,儒家看待诚为至真,诚为至善,诚为大美。首先,诚是豁然贯通真实无妄的主体精神,是和宇宙本体合一的真理境界。“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其次,诚是仁爱大德。人须以诚待人,才能公正坦荡地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再次,诚是大美。是无言、忘我、与万物同参的天地境界。

  同时,应该使“仁”达到个体人格最高点,与“道”合一。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这里就看出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境界。为了这道德理想,在必要时可以作出牺牲,杀身成仁。只有在崇高道德精神的感召之下,才能做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游于艺”。

  这实际也是儒家伦理生活方式的继续。

  我们以孔子为例来说明他的艺术体验。孔子是最讲道德理性“仁”和“礼”的,但他仍然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对音乐有相当的研究,“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从时间和空间上来探讨它的感染力。孔子在齐闻 《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强调音乐的道德内容,指出,《韶》尽美又尽善,而《武》则尽美而未尽善,要求“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样的要求,使得艺术的生活升华为伦理的生活。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有这么一段话:昔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从艺术的至美至善,涵泳人格的至刚至勇,这是“成于乐”的典范。

  孔子以自己的个体生命为例说明一个人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所要经过的主要阶段。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从“志于学”到“知天命”“耳顺”, 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的自由之境,从真到善到美,达到了至高的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两种境界圆融无碍,是尽善、尽美之境。尽善亦即是尽美,是真善美的统一。

  二、 充实之谓美

  孟子曾与人讨论何为美的问题,结论是,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何谓善?值得追求的就是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就是仁和义。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把“仁”作为人生的第一原则和最高道德标准,同时,他极强调“义”。“居仁由义”,仁义并举。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在孟子看来,“仁义”是内心信念,有仁心,就会有义举。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将心比心,以心传心,能近取譬,有之于己亦使人有之,此乃信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居仁由义”的道德理想,也特别强调道德冲突中的主体意志的抉择。人与禽兽的分别,是在精神的层面。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其高贵处也在主体性。

  充实之谓美。 朱熹注曰:“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

  如何是充实呢?这必须从“善端”开始,从内在的善良本性开始。

  孟子坚信性善,提出“四端”说。在《公孙丑》中,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善端虽是先天具有,但也容易在后天失去,所以,必须扩充、充实。“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性中虽有四端,但若不扩而充之,与禽兽无异。

  将善端扩充、充实,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儒家伦理是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强大精神主体性。在这里,个体注重的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重主体道德自觉的价值观念,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上的修持,把外在要求,通过内省,变为主体自觉自愿的要求,就像孔子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何为“大”?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达到这种境界,内心就会充满浩然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

  日本美学家笠原仲二先生在《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中考查了“大”的含义。他认为,“大”与“美”可以互训。但是,“‘大’有时又意味着比‘美’具有更高的价值。例如《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庄子·天道》 论及善、信、美、大、神等概念的本质时说:‘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

  “大”又可以和“高”“崇”互训,“这些情况还表明,美的对象和美的感受,已超出了有形的、物质的东西,而向着人的心情、言行、人格性,即向着精神的、伦理的东西扩大、推移。由于其人格的崇高,就被美称为圣人、君子,由于其行为的崇高,又可褒美为志士、仁人。”

  “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蕴。《左传》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就有“大”这个范畴。乐工歌《秦》, 季札赞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也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对尧的赞颂。这里的 “大”,既是伦理评价,又是审美评价。

  至于“圣”和“神”,则是最高的道德和审美的境界了。

  中华文明,是以道德价值为中心建立真善美的统一体系。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要求是真善美。中华文明认为道德价值是人类追求的中心价值和终极价值,将真善美在道德的领域内统一起来。

  此真,是道德之真;此善,是道德之善;此美,是道德之美。

  此真,是“诚”,服从最高的道德律,反身而诚,不待于外。

  此善,是“大丈夫”气概,这种精神境界是建立在对人的道德本性至善至美的体认和坚信上的,它是一种阳刚之气,既灌注于人的心性,又充塞宇宙之中。

  此美,乃精神充实崇高之美。道德践行臻于化境,进入高度的自由状态,追求人格的完善成为生命本身的需要,生命就审美化了。

  中国的哲学精神,实质上是伦理精神。

  中国的伦理精神,是要达到这崇高的心灵境界。

  中国的艺术精神,是要呈现止于至善的境界,它通过人格的审美来实现。

  (韩望喜,作者系文化学者)

责任编辑: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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