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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需要显微镜,也需要望远镜——

宏观史研究迎来新契机

来源:北京日报
2022-01-10 09:16:09

  原标题:历史研究需要显微镜,也需要望远镜——(引题)

  宏观史研究迎来新契机(主题)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世界史学开始文化转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历史学进入小叙事时代。但随着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现实赋予史学以新的使命,宏观史研究迎来了新契机。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微观史学的兴起与“矫枉过正”

  步海外之后尘,中国大陆新文化史的实践者们同样表现出疏离宏大叙事的要求。他们旗帜鲜明地主张“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构建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甚至声称“中国新史学的再生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因而,在研究课题上,他们同样注重“边缘性问题”,簇拥着向微观史、身体史、医疗史、观念史、边缘人群史等微观研究转移。

  从根本上说,中国大陆的微观史学研究是对此前史学“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众多学者拥挤在若干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的“反动”,它以新议题和新关怀实现了从泛政治化史学的“出走”,因此,这是一种带有范式转换意义的“自我解放”。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社会史、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微观史的活跃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所激发的“边缘革命”。按照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的看法,中国改革是一种“二元结构”,除政府主导之外,中国改革的澎湃动力来自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等“边缘角色”所发动的“边缘革命”,正是这些“草根运动”创造了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体系,充当了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转型的先锋。由此看来,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繁荣,不过是边缘力量在社会大转型中一次历史性演出在史学上的反映,是民间改革的“边缘化与草根”特征投射在史学上的镜像。只有从科斯所命名的“边缘革命”的视野进行观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四十年中国史学所发生的自下而上视角转换的意义。没有对社会和个人的重新发现,就没有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繁荣。因此,微观研究既有学术的正当性,也有历史的正当性。遗憾的是,这一正当性“矫枉过正”,由于抱有“今日新史学的实践业已确认历史学家不可能构建整体史”的执念,众多史家对于宏观研究的排斥竟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并思考如何对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关系进行再平衡。

  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历史学转向”

  当历史学家们强迫症一般痴迷于民间的发现、边缘的发现、地方的发现的时候,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却在大步向宏观历史研究挺进,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历史学转向”。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则联袂詹姆斯·罗宾逊研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样一个史学意味浓厚的问题。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对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400多年的大量历史数据的研究,得出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实现持续繁荣的关键这样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宏大理论。

  近年来风行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则是长时段宏观历史研究的又一典型案例。为了提出社会不平等与历史发展的宏大理论,在这部中译本达到1200页的巨著中,托马斯·皮凯蒂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获得了自由市场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会导致不平等加剧这样一个重大发现,从而颠覆了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基于短时段研究所得的结论。用皮凯蒂自己的话说,他的这本书“既属于经济学,又算是一本历史著作”。

  可见,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地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们却在实践论基础上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历史学在历史研究的视野及取向上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巨大反差。

  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揆诸古今中西,史学史上都可看出历史与史学这种“桴鼓相应”的现象。大跨度历史的回潮,无疑与全球化进程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有关。它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布罗代尔说过,只有借助长时段,我们才可以揭示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所有重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是唯一一种能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的语言。全球化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结构,对历史结构的研究也由此呼之欲出,而擅长进行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也就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

  全球化将推动宏观史的复兴

  真正推动宏观史复兴的是全球化为历史学提出了庞大的议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未来、国际治理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要认识和克服这些问题,就要求历史学对人类发展史进行超乎寻常的宏大的综合。以全球环境史为例,它的兴起就是为了探讨生态环境因素在洲际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研究也有应对“全球危机”的诉求,在他看来,“危机的严重性有助于激励更多历史学家从全球史和大历史的更大视角研究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之所以要写作《全球分裂》,目的也在于要从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来显示和澄清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而他的《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则是为了回答这个急速变革的世界所提出的新问题。

  全球史的勃兴再一次证明现实往往充当了历史的参照物。正是现实的网络化存在才启发了全球史的网络化思维。那种以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无法对诸如物种传播、传染病的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的扩张、远程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等内置全球性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只有跳出民族国家的“容器”,才能在更大的、超越国家的空间中厘清全球化的脉络。

  当前,最急迫的是扭转人们在微观和宏观研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微观与宏观的畸轻畸重绝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将宏观和微观对立起来,或许是一种认知偏差。历史研究需要显微镜,同样也需要望远镜。

  (郭震旦,山东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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