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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

来源:北京日报
2021-12-27 10:19:31

  原标题:2021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学者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进行了深入研究。《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有学者认为,新的飞跃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对这一思想历史地位的定位,突出了这一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及实践意义。这种历史定位,对于我们提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增强贯彻这一思想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强大思想武器,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体现了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创新阐释,也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最新飞跃。

  还有学者指出,《决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反映出党的理论是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对“两个结合”理解,从三个维度深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学者指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深度、新领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方向、新内涵、新空间。

  有学者指出,可以从理论、文化和文明三个维度理解“两个结合”:理论维度上,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文化维度上,就是要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文明维度上,就是要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学者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融通已是完成之现实,这为伟大实践成果所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进步历史观、“家国天下”意识、大同世界追求等优秀思想精髓,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以传承和升华。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思维、经济理念和社会理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文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引发学界关注和广泛讨论。有学者指出,这一重大论断鲜明揭示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顽强奋斗所具有的文明意义,揭示了日趋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开创性、先进性,意蕴深远、意义非凡。

  有学者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个新概念、新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性贡献,与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界上存在的文明形态都有本质区别。有学者强调,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体现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方向和时代呼唤,又展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样态、新模式,真正站在了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在社会形态的关系结构、构成要素、组织形式等方面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论的原创性贡献。而从人与自然关系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为人类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保障。

  还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把原先关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目标的表述,即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机统一起来,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华民族的,是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统一体,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基础和结构上具现实性,在理念和方向上具未来性,是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文明形态。中国的文明道路与世界其他文明仍处于同一个时空体系中,中国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的萌芽和某种历史雏形。

  正如学者所言,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任重道远。这一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论断,一方面阐明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宣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

  (作者孙寿涛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济学篇

  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形成四个基本特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领导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经济思想。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炼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创新,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创新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有学者建议,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以及主要矛盾、发展理念、目标、路径、方向和格局等6个维度,来概括党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演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建党百年视野下,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强民富”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等具体理论。

  扶贫经验弥足珍贵,脱贫成就举世瞩目

  2021年,中国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以严谨的数据分析,总结了中国的扶贫经验。有学者认为,就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并能激活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脱贫方式。还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出“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的作用。例如,对老年贫困家庭,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提高消费水平;对因病致贫家庭,通过低保降低医疗支出;对因学致贫家庭,通过教育帮扶方式缓解教育负担。也有学者认为,放松管制还权赋权、强化农民行为能力、保持社会流动性、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以及推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均有助于相对贫困的治理进而提升农民的幸福感。此外,学者们认为,要考虑多维贫困现象,要针对不同阶段动态调整托底政策。

  阶层收入差距有增有减,数字赋能致富有弱有强

  消灭绝对贫困之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新目标。学者们在借鉴国内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学者们发现,虽然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货币收入增长差异扩大了社会的财富不平等,但是非货币福利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快速增长却缩小了阶层间的福利差距;另一方面,虽然城乡收入增长差距缩小,但城乡内部收入增长差距扩大。这为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了观察和关注的方向。有多位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发现在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削弱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权益,但通过数字化治理模式能改善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福利效应。在广大农村地区,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农业向非农业的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进而抑制了数字鸿沟的扩大,促进了共同富裕。

  新发展格局重在体系建设,双循环需要增强动力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2021年的热点经济话题。学者们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时代背景,提出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有学者分析了双循环的决定因素、中国经验和国际趋势,强调要从全球价值链下国际分工形态演变、我国要素禀赋改变以及外部竞争与合作关系调整等基础条件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地位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此外,有学者认为,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双循环”战略。

  有学者认为,需要采取多维政策举措协调推进全面开放,加快形成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竞争有序统一的大市场。还有学者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国内消费扩容升级既能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动力源,又能促进外循环,协调双循环良性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应从“内外兼修联动、供需两端发力、改革畅通双循环”的视角和思路构建国内外双循环互动发展模式。

  (作者方明月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治学篇

  “中国之治”的独特性广受关注

  2021年政治学学者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国家治理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是在长期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领导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内生性、创新性、有效性、正当性和可持续性,形成了坚持实事求是、统一领导、包容多样、以变求通、和平发展等基本经验。这就使得竞争型政党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世界上有百年历史的政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功能与使命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是肩负使命责任的使命型政党。因此,要不断推进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的建设,进而推动基于人民利益的“使命、制度、行动”复合的现代化发展新路。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学者指出,作为综合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在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五年规划、试点—扩散等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发展和治理的双重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年,涌现出大量总结中国减贫治理中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

  提炼“中国之理”,构建“中国学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治理难题,中国政治学在学术和方法上呈现出更加自觉的主体性构建。这突出表现为,在关注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由中国政治和社会百年来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困境,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如何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中国之理”,政治学研究仍面临超越文本阐释等挑战。有研究者指出,专业素养和价值观决定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质量,历史感、洞察力和现代价值观是中国政治研究者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在此基础上直面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实变局,去确定范畴、提炼疑问、收集证据、做出回答、参与争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能真正实现“自觉”。

  构建政治学“中国学派”。积极寻找中国国家构建的本土资源,从领土空间建设、“中华文明”与“国家形式”互构等极具中国特性的角度,提出大量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现实成果。田野政治学则着力从概念构建走向体系构建,提升研究体系构建。研究者从基层田野经验出发,通过对中国政治实践经验的研究,以基层治理的国家视角将基层治理找回到国家体系中,围绕“国家建构社会”命题形成大量与既有理论对话的研究,成为政治学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形成了鲜明的基于“民众生活”的田野场域、依靠“现场调查”的田野方法、通过“以事实为依据”的田野思维去研究的路径。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者则初步构建了从本体史观、研究方法到研究议程的研究体系。通过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的方法论和史观,更客观、更科学地观察中国政治。在政治合法性、国家论、治体论、政党论和干部制等问题上提供了概念更新与新表述,也尝试为建立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提供一定资源。

  跟踪基层治理进展,深化精益治理研究

  基层治理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普遍认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地方特别是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传统上迅速决策和集中力量的治理方式,在面对量多面广、复杂性高、投入大、产出少且具有普遍性、弥散性和基础性作用的事务领域,常常遭遇困难。疫情防控和精准复工复产,要求基层政府以精细化为标尺,而保护性的“反向运动”要求将基层治理拉回“以人民为中心”的视野。面对“数据利维坦”产生的可能,需要牢筑信息安全“防火墙”,通过立法确保信息安全监管高效化。在用户端,确保能够做到追根溯源;在管理端,注重保护公民隐私。一言以蔽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注重引入和使用新兴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技术支撑;同时也要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完善信息安全监管机制,努力实现信息安全法治保障。总体上通过技术促使基层治理逐渐从增强回应性发展到增强治理性,并出现向增强问责性发展的趋向。

  学者认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单兵突进”,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上的协同意识与合作机制。有学者认为,纵向维度上,应坚持“重心下移”与“减负增能”原则,整合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与管理力量,畅通执行链条,确保社会问题的及时发现、向上传递与有效解决。横向维度上,构建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完善小组会议、联席会议、合作协议、志愿激励等多样化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促成政府、群团组织、公众、企业等参与主体的有效沟通、相互配合,共同应对跨领域的复杂性和动态化的社会问题,推动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朝着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方向迈进,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整体现代化。

  [作者赵洲洋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讲师,张长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伦理学篇

  反思道德哲学概念,拓展伦理研究维度

  当前,汉语学界的伦理学研究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伦理学研究中,要发出中国声音,要让伦理学说汉语,必须深化对于伦理学基础概念的反思,必须结合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立足中国现实。有学者认为,伦理道德研究应当从“伦理学”向“伦理”回归,即,实现从“伦理理论”到“伦理生活”的实践哲学复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研究者理清“德性生活”“实践智慧”“伦理主体”等伦理概念。有学者指出,必须重新思考伦理这一中国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话语,“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通过伦理(居“伦”由“理”),中国文化将为伦理学赋予一种崭新的样貌。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面临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的两大理论任务,前者是问题域的开显,后者则是伦理学自身的深化。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有着“成果多、质量低”的窘境,必须在“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三个维度上拓展和深化。伦理学研究者要在实际生活的体验和沉思中,培养判断力,以推动中国伦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是近年来伦理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增长点与问题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然形成了一个共识: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重要的一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启发意义无可取代。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补充”和“相互包含”三种样态。而建构马克思伦理学的合理路径是,以马克思主义包含伦理学,始终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作为最根本方法论遵循,同时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抑或伦理化,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思想的研究者要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发挥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有学者认为,伦理学中经典的“事实—价值”关系问题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解决。因为这一辩证法把事实和作为事实应然状态的价值理解为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理解为历史活动的内在动力。

  回应重大危机,关注人类健康

  新冠疫情给世界和人类历史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在疫情带来的时代危机中,健康成为普通人的核心关切,团结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吁。对此,伦理学研究者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有的学者认为,在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启发是,公正原则要求我们对同等者应同等对待,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满足其生命健康基本需求的医疗保障。同时,公正原则也要求我们能够审时度势,对不同等者不同对待。如果发生“紧迫性”和“效果预期”上的两难困境,紧迫性的因素要让位于效果预期。有学者指出,新冠疫情下出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异化是工具理性主义思维的后果,需要用价值理性和伦理关怀加以克服和纠正,并最终实现“以爱为归依的行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共情、共生。

  有学者从关怀伦理出发,强调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加强伦理关怀,积极构建良好的关怀关系的重要性。有学者将疫情时代整个人类世界看作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有着伦理意涵、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伦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价值主旨就是要将全部人类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生命健康权利。有学者着眼于分析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作为常见伦理困境的社会排斥问题,认为要有效规避社会排斥产生的伦理危害,必须在危机中深化人们的道德认知、培育公共精神,厚植人道关怀。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价值,探讨全球正义基本原则

  事实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乃是全球化时代应对各种全球范围内危机的最优方案。随着研究的深入,伦理学研究者正尝试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证明其对人类未来的重大意义与突出价值。有学者认为,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它以人类社会的本真存在为出发点,致力于破解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导致的全球空间物化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困境。

  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奠基于全球正义的基础之上,而承认差异、兼容并蓄,尊重多元化是构建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尊重国家主权、根本利益和平等权利乃是全球正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有学者对当代的共同体中的团结问题进行了伦理反思,认为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社会团结的危机。要解决危机,需要树立以道德的集体主义为内容的道德共识,用友谊来拯救社会冷漠,重塑社会的情感纽带。

  (作者林建武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党史学篇

  伟大建党精神引热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作了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引发学界热议和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使然,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的必然结论,是构筑全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强大精神砥柱的时代需要。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其他精神系列的关系,从横向看是“源”与“流”的关系,从纵向看是“主干”与“枝干”的关系,从统属关系看是“纲”与“目”的关系,从历史文脉看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特殊形态的关系,这些精神系列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学者认为,由“建党精神”概念形成的重大理论命题,从定位、特征、功能和价值四个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呈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承载和思想沉淀。建党精神是历史概念但贯穿于党的全部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遵循、人民情怀、使命担当、实践品性和党性立场等特征,具有锤炼政治品格、塑造先进形象、形成激励动能、存储红色记忆的功能。

  以“正确党史观”观党史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为学习和研究党史提供了根本遵循。有学者认为,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党史学习教育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根本问题。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研究党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为根本依据和思想基础,深刻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彰显出推进党史学习研究、宣传教育的丰富意义和价值,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根本遵循。有学者认为,党史观是一系列有关党史、党史学观念的集合,其在本体论意义上包括党史是什么、党史学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学习党史的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则包括如何学习、研究党史,这反映、影响着对党史本体论的理解。更好地发挥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意义,必须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持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把握好党史学政治性与科学性的辩证关系。

  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研究热点

  党的十九大在全面部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重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该命题在学界进一步掀起研究热潮。有学者表示,新时代党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逻辑缘起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而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及当前民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等都对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价值意蕴的角度来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能够凝聚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丰富中国民族理论的话语体系。有学者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实质是不断加强和巩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独立作为一个时期来把握

  在党史学领域,分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往学界在阐释党的历史时,要么按照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来呈现,要么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来叙述。“七一”重要讲话依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分四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党的百年历史进行了总结,阐明了每个历史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这一勾勒党的百年历史的话语方式表明,划分党的历史时期,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独立作为一个时期来把握,以彰显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新时代是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是更为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代,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有学者认为,不管中共百年史划分为几个阶段,中共百年史都可以解读为为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接续奋斗的历史。中共百年奋斗史可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但它们之间是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

  (作者宋月红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孙钦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化学篇

  归纳百年文化建设经验,审视文化强国建设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有学者指出,在百年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旨归,注重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文化发展规律,保持党的使命意识和危机意识,这既是党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为开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回顾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学者总结提出了四个“始终”,即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始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思想。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锤炼,并凝结成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新的文化样态。有学者认为,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三种文化样态在新时代下需要以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结合、文化心理与文化实践统一的视角进行审视,需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涵养初心使命、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促进三者的融合贯通发展。

  文化自信引领国风国潮,文博跨界实现守正创新

  国风国潮正当时,传统文化在与新潮流的碰撞融合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其背后也反映出大众对于“中国制造”的认可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有学者指出,国潮消费的兴起与盛行来源于政府媒体对文化主导权的掌握,同时也体现了民族企业家通过品牌对“中国品味体系”的打造所唤起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

  在文博领域,博物馆文创作为国货浪潮的重要“一员”,也为文化自信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同时,在创新呈现与跨界结合的过程中,文博文化供给侧也实现了革新。首先,博物馆的数字化、智慧化建设以科技手段创新了文物文化的管理与传播方式。其次,文博类节目使文物能够“开口说话”,有学者指出《国家宝藏》作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影像标杆,在文博与综艺的巧妙结合中实现了古老文物的创新叙事,使观众在观赏器物之美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与认同,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增强地方文化生命力

  《2020年-2021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将元宇宙定义为“整合多种新型技术构建出的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虽然“元宇宙”这一新的形态尚未成为现实,但不断更迭的技术以及数字化的趋势对各行业都进行了重新定义,文化旅游行业也在这一科技趋势下展开新的探索。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5G等技术为文旅产业带来了更加多元的场景体验,同时也拓展了文化的呈现形式、促进文化旅游品牌的建构。基于此,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应该从开发、经营、体验、推广等多维度进行创新转型。

  在此基础上,一些城市开始尝试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以长沙“超级文和友”为例,有学者指出“超级文和友”作为新时代的文旅消费场景,将各类舒适物综合成一个文化社区,集中体现了浓厚的本地生活气息以及凝练的文化符号,成为长沙夜间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可以作为政策观察窗口以及文旅消费模式创新“试验田”,为目前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电竞+文旅”也是文旅消费场景的一次创新尝试,旅游城市应当深入挖掘各地的旅游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活化场景消费,不断注入新元素,增强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有学者认为“沉浸城市”正在成为未来城市的一种发展目标。

  (作者卜希霆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基地主任,苏颖悦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法学篇

  结合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

  2021年,法学界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基本精神、核心要义等,结合民法典制定、法治中国战略实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公共卫生应急法治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学习和研讨,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学者们充分认识到,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精髓,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十一个坚持”。

  热议数字社会治理,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

  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法学界围绕着个人信息的权益构造、保护机制、义务设定、企业的合规控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当前,全球范围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辐射范围和影响程度都前所未有,已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机会,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信息技术也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个人的隐私保护等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学者指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和颁布,不仅奠定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新法基础,而且也成为数字化背景下的一部基础性立法。有学者认为,该法是一部“领域法”,具有公法和私法的混合的特点。该法的出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了人民群众新时代的新需要、新愿望,为国际数字法治贡献了“中国方案”。

  《民法典》研究热度未消,各部门法法典化问题出现

  《民法典》于 2020年颁布以后,学界围绕民法典的各种研究和热议并未消退。学者们将民法典的编撰和颁布放到中西法律传统的大历史视野中观察和理解,从“法典学”的高度,对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得失进行了检讨。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的制定,不只是民法规范完成集中编纂,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确认和强化,反映的其实就是追求体系化的法文化。如何通过民法典体系化技术的创新,维持民法典的基础地位,同时又能够因应数字社会和信息技术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就成了反思和讨论民法典颁布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确保民法典体系化功能的实现,是未来民法典适用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也直接关系到民法典贯彻实施的质量。民法典体系化的特征和功能,也进一步激发了刑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环境法等其他部门法领域学者关于刑法典、行政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环境法典的编撰和颁布的条件、可能性与必要性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此外,也有大量学者围绕民法典适用中的重要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持续促进民法典的适用和民法教义学的本土化建构。

  跟踪立法成果,回应法治挑战

  2021年,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持续深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立法方面,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新兴领域的法律,修改了《刑法》《国防法》等重点领域的法律。同时出台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在司法方面,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加快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和责任体系改革建设,优化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学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在五个体系上下功夫: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除此之外,还应当突出重点,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另外,以信息技术、大数据为基础的新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方面,既带来了发展完善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在新的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化解科技带来的挑战,处理法律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大量研究和讨论的主题。

  (作者泮伟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闻传播学篇

  总结党的新闻事业奋斗历程,分析新闻事业发展启示

  从党的新闻事业的百年奋斗历程出发,总结经验、关照当下、启迪未来,是此类研究的总体思路。一些研究聚焦于“纵贯线”,即选择一个侧面,如新闻理论、新闻政策、新闻评论的社会功能等,对百年变迁进行历时性研究并获得启示。有学者认为,党的百年新闻理论发展可以分为思想启蒙传播、新闻实践探索、理论曲折发展、体系创新突破等四个阶段。有学者从媒介技术变迁角度分析百年新闻政策史,认为党对不断发展的媒介形态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坚持管好、用好。有学者从社会功能的视角剖析了党报新闻评论的百年发展,认为其历经了革命宣传的报刊武器、政治动员的话语建构、执政主张的言论阐释、真理探讨的言说回归、市场经济的舆论助推、政党观点的多维表达等发展阶段。

  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横切面”,即选择一个时间断面或重大事件,对其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进行深刻分析。有学者关注建党初期的办报活动,认为“办报建党”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基础。有学者关注了《新青年》创办及改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全面改革、新时代新闻事业全面创新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等重大新闻改革,并从中提炼出坚持党管新闻媒体、坚持人民中心理念、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八项历史经验。

  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发展,直面意识形态复杂形势

  与党在新闻工作理念与实践上的不断创新相呼应,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热度不减,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特点、发展及其与实践的关系展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创新性等主要特点。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同步的,形成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根植于中国实践的中国化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学者强调,当前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着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技术带来的媒体格局变化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倡导效果为导向的精准传播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重要讲话,引发业界和学界的热烈反响。有关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围绕复杂变化的国际国内传播生态,从整体上分析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有学者认为,我国国际传播在战略规划、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极不匹配。有学者认为,应从观念更新、体制保障、实践创新、话语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切实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大力增强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学者强调,国际传播宜实施以效果为导向的精准传播,通过对各种传播资源和手段的精心选择,实现对不同对象的传播效果最大化。

  二是围绕国际传播领域的具体议题,探讨如何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有学者认为,通过重大事件主动设置议题,取得传播话语权,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声望,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新策略。有学者认为,要发挥出版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通过中国出版“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有学者认为,奥运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契机,但我国媒体在北京冬奥会对外传播上尚存在议题设置能力弱、传播内容单一、叙事视角局限、传播渠道闭塞等问题,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做好冬奥会对外传播。

  立足传媒生态重构,反思技术“裹挟”传播现象

  技术变革对传媒的影响成为学者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持续探讨新技术带来的内容生产转向和传媒生态重构。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全方位重塑新闻业,技术嵌入新闻采集、生产、分发和核查等媒体场景中,使新闻传播由传统型向智能化转向。对于社会热议的智能链接虚拟与现实世界的“元宇宙”,学界则多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学者们既认为其将催生新的传播业态、社会形态,也要警惕其背后的资本操纵、治理风险。

  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技术“裹挟”下的算法偏见、虚假新闻、伦理失范等问题。有学者认为,新闻生产流程和逻辑被技术改写,新闻生产表现为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新闻业正呈现“液化”状态,多元化新闻观念和新闻生产重塑传播生态。有学者认为,技术驱动下新闻业面临多重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数据管理与用户隐私安全、算法风险与算法权力化、把关权的位移与让渡、社会责任缺位与人文价值缺失等。面对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加强对信息传播的规制。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现代化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传媒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有学者认为,要提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构建真正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挥支撑作用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者指出,从新文科维度来说,应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中国化。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应该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体系作为核心和基础,以传播学知识理论作为补充,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理论作为辅助,进行学科设置和课程设计。还有学者以我国出版硕士教育已走过十年历程为契机,探讨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出版硕士人才培养如何紧密围绕出版业的转型升级,树立协同融合的培养理念,探索创新培养模式,为文化强国赋能助力。

  (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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