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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绪论(三)

来源:法治日报
2021-10-12 09:54:09

  原标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绪论(三)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的指导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创立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理论风格、思维特征和实践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为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原创性贡献。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萌发和孕育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和发展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和拓展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这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1978年,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站上新起点,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这一气势恢宏的伟大历史变迁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无论是在“新时期”“新世纪”“新起点”,还是在“新时代”“新征程”,法治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主题和基本方略,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法治都是内在要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实践证明,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良法善治。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必须以不断发展的科学的法治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顺应这一伟大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科学的理论探索中、深厚的历史涵养下形成、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蕴含着清晰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认真研究、科学把握、深刻领悟这三个逻辑及其内在联系,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的理解和认识,有利于增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有利于强化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念伟力、思想定力、前进动力。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根源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的科学理论,彰显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辩证逻辑。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源头活水,实践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逻辑。

  习近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习近平在从基层到中央的长期领导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法治建设的大政方针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并亲自谋划推进法治建设,在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国的丰富实践和显著成就中,形成了对县域、市域、省域、国域不同层面法治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切体悟,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萌发、形成和创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孕育了深刻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以厉行法治的坚定意志、奉法强国的雄才大略、依规治党的远见卓识,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就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导向,对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作出重要部署。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决策和总体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为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研究解决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2015年,党中央提出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2018年,党中央提出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从“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到“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再到“习近平法治思想”,既体现了概念的精准性和命题的科学性,又体现了理论体系的成熟化和内在逻辑的严密化。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范例,彰显出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

  “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含着丰富的法治理论。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深刻揭示了法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法与国家和政权之间的必然联系、法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因果联系、法在不同社会形态和国家类型中的不同功能和价值。他们深入法现象内部和法实践,拨云见日般地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创建了科学的法治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承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回答实践之问、时代之问、人类之问,树立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典范。习近平的重要论著和讲话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融贯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政党学说、法律观、法治观、民主观、权利观、权力观、法治文明论等国家和法治原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释放,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得到了充分彰显。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以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理论精髓,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新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他所提出并深刻阐述的“十一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党和人民在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在实践探索中生成、在理论创新中升华的思想创造,也是在历史中传承和凝练的思想精华。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论,深度考察人类社会法治发展的历史,深刻把握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规律,深层汲取中华法治文明和世界法治文明的精华,使习近平法治思想富有时空穿透力和历史厚重感。

  习近平善于在历史考察和反思中温故知新,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厉行法治、奉法强国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他指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从人类政治文明史看,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当今世界看,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共同选择,但其具体模式千差万别。

  习近平全面总结和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法治曲折前行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深刻揭示出法治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逻辑,指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对这一历史逻辑的揭示和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以历史的证明力和理论的解释力坚定了党和人民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绵延不断的治理智慧。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中华法治文明、传统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包括从先秦思想家到清末思想家的法律思想,从商鞅变法、贞观之治、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到清末变法图强运动,从秦律、汉律、唐律到“六法全书”,从中国古代的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盐铁专卖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到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法理精华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澄清了近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错误认识,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和弘扬,使法治的中国精神和民族特色得以彰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在法治和国家治理上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习近平法治思想满怀深情、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探索建设新民主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开启社会主义法治新纪元、开辟依法治国新时期、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矢志不渝推进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历史成就和创新理论。从“五四宪法”到2018年新修改的宪法;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

  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深耕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土壤,又撷取于世界法治文明园林,吸纳了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凝结着人类共同的治理智慧。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既要“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也需要“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法治思想博采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之智识,汲取人类社会积淀的思想养分,凝聚了极其珍贵的多元性法治文明元素,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厚重的理论品质、强大的思维力量。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逻辑是内在融贯、有机统一的,共同深刻地揭示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来自经验的沉淀、理性的凝结、历史的淬炼,共同诠释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生命力、理论创造力和历史解释力,是顺应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邃的政理、法理、学理,彰显出党领导法治的政治定力、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奉法强国的坚定信念、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统筹全局的系统观念、精准练达的辩证方法、尊法据理的法治思维、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这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鲜明特征。

  (一)党领导法治的政治定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决定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的首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全面依法治国的显著优势,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深刻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怎么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阐释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辩证关系,明确要求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不断提高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夯实了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增强了各级领导干部在法治领域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自信。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习近平法治思想本质上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人民立场是其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饱含亲民、爱民、为民的深厚情怀;始终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

责任编辑: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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