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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佛:花开静好,君子如兰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4-21 08:00

  原标题:陈之佛:花开静好,君子如兰

  岩截

  20世纪中国画坛,工笔花鸟画并存两座“高峰”,分别矗立于大江南北,一位是于非闇,另一位便是陈之佛。

  身为留学国外专门学习工艺美术设计第一人,陈之佛的工笔花鸟,在现代图式设计当中,承继宋元审美之风,又因注重写生,所绘形象逼真且富有质感。借助中国美术馆正在推出的“三百年来或在斯——陈之佛绘画艺术特展”,或能更好体味他提出的“观、写、摹、读”四字诀。

  《鸣喜图》(1959年)中国美术馆藏

  《玉兰赤鹦》(1942年)南京博物院藏

  《雪芦双雁》(1960年)南京博物院藏

  为设计——

  创办国内最早设计事务所

  比陈之佛小8岁的傅抱石一直把对方视作前辈。二人性格相近,又相互敬重,是同事亦为好友,相处近三十年。素喜以唐诗宋词入画的傅抱石,在陈之佛的《梅雀》图上题词不吝赞美:“展此梅花图,白赭两相施,疏斜含余韵,仿佛烟云姿,能使笔头憨,能使笔头痴,雪个已矣瓯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大意是说:自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及恽南田辞世以后,这三百年来花鸟工笔画创作的擎旗者也就陈之佛了。

  陈之佛(1896年-1962年),浙江余姚人,又名陈绍本,号雪翁,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理论与实践先驱,20世纪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大家和美术教育家。1918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学习,是第一个到日本专攻工艺美术的留学生。

  学成归国后,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图案讲习所——尚美图案馆,为各大丝绸厂设计图案纹样。有学者分析,身为蔡元培美育思想的践行者,陈之佛的设计与同时代的闻一多、张光宇不同,不像传统图案那样临摹自某种样式,而是来自写生变形,先对某种植物进行写生,再从具象归纳为抽象。打通设计与生活,可谓开风气之先。

  只可惜因彼时民族工业发展受到压制,这家机构苦撑数年便被迫停业,但它标志着中国工业生产开始引入设计理念,可视作国内最早的设计事务所。

  图案设计专家出身的陈之佛,非常注重画面的装饰美感。以作品《玉兰群鹊》为例,其采用传统竖式构图,繁盛的玉兰花穿插整幅画面,姿态各异的喜鹊三两聚集,或俯瞰下方,或仰首倾听,神情迥异,玉兰丛中探出几枝桃花,红白相衬,春意盎然。堪称将宋人折枝花画法与图案构图法完美融合、灵活创作的典范之作。

  为师者——

  拿卖画收入贴补学校开支

  1942年,陈之佛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对于素不愿涉足行政公务的他而言,实属无奈之举。彼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属意陈之佛出任此职,且一再劝说,陈之佛与傅抱石往来较多,便找他商量如何推辞。傅抱石建议,不妨提出苛刻条件,让对方知难而退。于是两人商议后提出三项要求:迁校址到重庆沙坪坝磐溪;增加经费;改艺专为学院。孰料陈立夫竟然满口应允。骑虎难下的陈之佛只好走马上任。此后他请来好友丰子恺出任教务长,邀傅抱石任校长秘书兼中国画史、画论教授,黄君璧任国画科主任,秦宣夫任西画科主任,校园名家云集,一时风光无两。然而,教育部此前答应的三项条件,除搬迁得到落实外,其余迟迟未获兑现,陈之佛不得不拿自己卖画收入以资贴补。

  吴冠中对前辈陈之佛的品行也是赞不绝口。他曾讲过这样一件旧事——1946年,担任官费出国留学考试艺术类主考官的陈之佛,读到一份试卷十分欣赏,竟不辞辛劳,用小楷把长达1715字的卷子全文抄录下来。待到吴冠中被录取到陈家报喜,陈之佛让他背诵美术史答题,才确认那份最优卷的作者正是眼前年轻人,但对亲手抄录考卷的事绝口不提。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陈修范教授在整理先父陈之佛遗稿时,才发现了这份当年抄录的名为“(民国)35年官费留学考试美术史最优试卷”的手札。

  为画家——

  以我手绘时代心声

  陈之佛作画异常严谨,据传一生仅创作500余幅工笔花鸟画。在回顾走上工笔花鸟画的道路时,他说自己40岁前,山水、花鸟都画,但既无名师指导,也不专攻,直到在一个古画展览上,被宋、元、明、清各时代花鸟画大家的作品所吸引,才开始专攻花鸟,并决心画工笔。其画风承五代后蜀和南唐的徐熙、黄筌二家之长,对宋代画院工笔花鸟作品用功尤勤。表现手法上,以工整写实为主,又融入图案的装饰手法和日本绘画温婉柔丽的设色特点,于传统工笔重彩花鸟画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陈之佛工笔花鸟画创作历程,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可归为两个时期:在此之前,他更多钻研绘画上的技巧问题,题材多为“寒梅冻雀”“月下孤雁”“秋荷白鹭”等萧飒冷峻之物。即便画一幅艳丽的芙蓉,也会题上“堪与菊英称晚节,爱他含雨拒清霜”。加之设色淡雅,画面基调偏孤寂、淡泊之感。在其早年工笔花鸟画创作中,曾大量调用一种白描淡墨烘染或淡设色的画法,如《梅花睡鸟图》(1942年)、《梅月栖禽图》(1944年),1944年之后,这种画法鲜少再出现于其画作。

  步入“时间开始了”的新中国,陈之佛的画风为之一变,显露出清新、活泼的面貌。“海棠绶带”“荷花鸳鸯”“春江水暖”“松龄鹤寿”……从这些名称,便能窥见一斑。“不少老朋友都说我的画风、情调变了,一扫过去那种沉郁的调子而显见明快、开朗、繁荣,能给观者以乐观的情绪和强烈的美的感受。”陈之佛在《研习花鸟画的一些体会》中如是记述。

  从中不难看出,他也是“笔墨当随时代”的践行者。在民不聊生的时代,其画遵循幽雅、静寂的审美,而面对新中国的昂扬、向上,用色向着热烈、激情靠近。

  不为人知的是,陈之佛的书法功力同样了得。他绘于1944年的《鹪鹩登枝图》中,500多字的长题便是明证。早年他研习北碑和金农书法,因这种字体过于朴拙,与工笔花鸟的细腻风格不协调,又改而修习带有“二王”风格的书法。

  其巨幅工笔花鸟《松龄鹤寿》,由苏州刺绣研究所绣成双面绣,置于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内。

  不仅在个人技法上精益求精,于国内画坛他也敢于发声。在一篇《创作随想》中他这样写道:“中国画家自古就有‘师法造化’之说,凡是好的艺术作品没有不是从生活中来的,花鸟画也不例外。自然界的花鸟,千态万状,变化多端,如果画家不经常去留意它、研究它,难免千篇一律。”这一论述至今对中国画坛依然振聋发聩。由此而成的“观、写、摹、读”四字诀,遂为陈之佛律己教人的金科玉律。

责任编辑: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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