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叶恭绰：创建交通银行的“斜杠青年”

　　文 俞栋

　　初闻“上海交通大学”之名，人们大多以为这是一所专门培养交通运输领域人才的高校。其实，最早的交大确实与“交通”有关，不仅隶属清邮传部和民国交通部，而且创始人也正是时任民国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他不仅在交通事业上颇有建树，还曾参与创建了交通银行。值得一提的是，叶恭绰精通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诸艺兼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位标准的“斜杠青年”。

　　叶恭绰（1881年-1968年），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清末举人，系著名书法家、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以及中国佛教学会一至三届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著有《遐庵词》《遐庵汇稿》《遐庵谈艺录》《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交通救国论》等。

　　叶恭绰出身官宦世家，5岁时即由祖父启蒙，学“四书五经”，18岁时在广州参加童子试，以《铁路赋》得主考官、广东学政张百熙赏识，以第一名录入府学，后补为廪生；21岁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后，出任湖北农业学堂、两湖师范学堂教员。两年后，他捐通判入邮传部，自此跻身官场，从铁路总局普通科员做起，31岁时就成为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后孙中山又对其“交通救国”的思路和建议高度赞赏，1920年年仅39岁的叶出任交通部总长。其间，他还参与创建交通银行，并于民国元年7月由交通部派任交通银行帮理、董事。在其主持下，交通银行除服务铁路、邮电等客户外，还面向社会各界，并逐步在香港、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是最早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的银行，其影响力一度超过中国银行。1923年5月，其出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兼理广东财政厅厅长，次年8月还任中央银行董事。他还积极参股或发起成立商业银行，相继成为新华储蓄银行、金城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五族商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京都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的董事长、董事，可谓民国金融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如果说实业、金融救国是叶恭绰这代人的社会责任，那么文化艺术则是其“初心”和修为。

　　清中期以降，随着大批碑刻、青铜器等的相继出土，金石学逐渐兴起，书风也随之而变。尤其是在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等的振臂高呼之下，一时间“碑学”大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加之自幼受擅长篆隶的祖父叶衍兰、嗣父叶佩瑲等影响，叶恭绰的书法理念和审美取向也体现出浓浓的“碑意”。如其在《论书法》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书法应根于篆隶，而取法则碑胜于帖，此一定不易之理。”但与一般的碑派书家不同，其所谓“根于篆隶”并非没有取舍，他不会将“穷乡儿女造像”等作为取法对象，而更多是从传统名家的作品入手，选取其中带有篆隶意味的作品深加研习。如其初学时取法颜真卿，从《多宝塔碑》入手，锤炼笔力，掌握架构，10岁时已能作擘窠大字，深受长辈赞赏；此后转学赵孟頫，对《胆巴碑》用功尤勤，揣摩至深，甚至成为其一生笔法之根基，其作品中几乎每字皆有《胆巴碑》之“踪迹”可寻。但其高明之处在于，学赵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审美偏好对赵字进行“二次改造”，在长期师法中逐渐汰去赵字娇媚甜熟之意，而强化其挺拔刚劲之姿。在后期，他又受到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影响，尤其在结字方面颇有借鉴，于严谨端正中求自然之变化，时有“奇怪生焉”，或绰约多姿，或韵味深藏。

　　虽然，他认为书法取法“碑胜于帖”，但其却并未全盘否定帖学。其曾在跋徐逸民藏《宋拓王羲之书圣教序碑》中说：“往者帖学盛行，《圣教》几与《黄庭》《洛神》等视，自尊碑论盛，几等祧庙，然胜处固不可磨灭也。”这也显示出其在碑学大盛时代的独立思考精神。需特别指出的是，其之所以能更好地吸收借鉴颜真卿、赵孟頫、褚遂良等历代名家的精髓，不仅因为天资聪颖、悟性高超，还在于其作为收藏家的“特权”。

　　如前所述，其任邮传部和交通部期间，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官员一样踊跃投资于实业和金融领域，从中收获颇丰，积累了大量财富。有学者推断，当时其个人资产至少达到数百万银圆，这也为其搞收藏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历朝器物、名家真迹、乡镇专志、清人词集、名僧翰墨、文书图录，他都一一收藏。曾被其收入囊中的藏品就有西周“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褚遂良《大字阴符经》、高闲《千字文残卷》、王诜《蝶恋花》、黄庭坚《经伏波神祠》等经典作品，堪称一部“未完成的中国书法美术史”（后无偿捐给国家）。此外，其过眼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在“博观”之后，实际上其书法已“约取”诸家，故后人往往难以分辨其书究竟出自何家，来自何处。他50岁后始学作画，由于具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上手很快，于松和梅、兰、竹、菊等用功尤勤，所作之画颇具元人神韵，秀劲隽上，直写胸臆，且富“金石味”，故为世人所珍。

　　中国书画到最后比拼的是书画家个人综合修养与学问的高下。难怪，叶恭绰曾言：“书法须有修养，修养之道，第一为学问，第二为品格，否则虽对书法曾下苦功，然其字之表现，未免有卑卑不足之感。”这既是其对书法尤其是“书外功”的理解，也体现了民国时期书画家对自身学问修养的一贯高标准严要求。如其曾对艺术、古文、考古和清代学者等做过系统思考和研究，并相继出版《遐庵谈艺录》《五代十国文》《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和《遐庵清秘录》《清代学者像传》《清代学者传像续编》等学术著作，代表着民国时期清词研究的最高水准。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