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邓大玉、廖爱莲谈“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

对网络暴力，各部门要一起说“不”

　　郑智 邓铁军

　　日前，备受关注的“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有了新进展：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诽谤罪对被告人郎某、何某提起公诉。从去年7月一段子虚乌有的视频传出，到被害人提请刑事自诉，再到由刑事自诉转为刑事公诉，对网络暴力说“不”的个体呼喊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该案是检察机关积极推动人格权保护的范例，是民法典时代国家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在维护网络诽谤案被害人合法权益上的一种积极姿态。”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科学院合作发展处副处长邓大玉对该案的进展尤为关注。

邓大玉代表

　　“网络诽谤目前已严重影响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应当通过法律规范，加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打击力度，降低被害人的维权成本，维护网络社会秩序。”邓大玉代表表示。

廖爱莲代表

　　“随着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兴起，网络话语权不断下沉，网民‘发声’越来越容易的同时，也给网络诽谤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广投能源有限公司来宾电厂原电气二次检修工廖爱莲也表示，在自媒体时代，“流量”至上的利益驱动，更是鼓动了想要吸引眼球、博得“流量”的造谣者。利用网络进行侮辱、诽谤等侵犯公民人格权的行为，对于受害者本人及整个网络社会秩序皆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但由于行为成本低、维权难度大、社会容忍度高等负面因素，使得这类行为日益猖獗。

　　诽谤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只有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才属于公诉案件。邓大玉代表解释说，网络诽谤，在行为方式上有别于传统的诽谤模式。以往，在社区、村镇张贴大字报，邻居、亲友间口口相传等，影响范围是局部的。如今，网络诽谤不仅通过网络方式无限放大传播范围，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在行为对象上更具有不特定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害人，给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恶化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应当属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

　　据了解，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诽谤案件数量很少。这不仅与诽谤罪本身的性质分不开，同时也因为对于诽谤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要件把握不准，造成司法实践中部分诽谤案件，尤其是网络诽谤案件，没有被作为公诉案件处理。然而，自诉案件对于自诉人取证、举证责任有一定要求，不借助公权力的介入，自诉人所取证据往往很难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如何破解这一现实难题？邓大玉代表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加大网络诽谤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完善打击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体系，加大打击力度：

　　其一，完善网络诽谤的相关司法解释。目前网络环境已发生了重大改变，2013年的相关司法解释在行为特征、转发条数的立案标准等，均存在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情况。应当根据目前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主流社交平台的信息发布模式，设置新的规范准则，尤其是立案标准以及作为公诉案件处理的标准，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能为司法工作人员明确诽谤罪的公诉界限，维护自诉程序的独立价值，在公共利益与被害人的隐私和个人意愿中取得平衡。

　　其二，通过案例发布统一司法规范。“两高”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模式，公布一批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打击的案例，通过对刑事诽谤犯罪、民事诽谤侵权行为等相关案例的发布，显示国家机关整治网络空间的决心、对于侵犯公民人格权行为的零容忍，也是向公众进行释法、普法，引导公民自觉遵守网络空间行为规范。

　　廖爱莲代表则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明确网络平台、广告主体以及相应的监督主管部门等各网络主体的责任。明确网络平台的管理责任，加大实名制管理，设置平台对于配合公民维权取证的义务，加大对于管理不力甚至为了追求平台“流量”而放任、故意引导网络诽谤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对于“流量”至上的广告投放方式的规范和引导，通过增加罚金等手段，提升“营销号”的诽谤成本；加大对于网络诽谤行为的监督力度，提升网络监管的技术手段，同时对于网络诽谤行为的相关责任以及维权手段进行普法宣传，让公民意识到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检察日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