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觉醒年代》新文化运动的风雨群雕

　　电视剧《觉醒年代》正在热播。由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所点燃的新文化运动，随着该刊更名为“新青年”并移住北京、于1917年起成为北京大学同人杂志，与北大相互借势，迅速拓展成为全国性文化变革风潮。在电视剧《觉醒年代》所叙述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下简称建党）等相互交融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中，最早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凭借其强烈的思想文化启蒙效应而对后两大事件有着基础性作用，因而其叙述能否成功对全剧关系甚大。应当看到，该剧在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群像的塑造上，付出了不同凡响的创新努力。

　　《觉醒年代》剧照

　　双核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

　　该剧第1集从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初遇和订交说起，叙述这两位志同道合者庄重地相约回国并肩作战，后来果然成为新文化运动两大旗帜性人物，及建党运动中以“南陈北李”著称的双核人物。

　　观众看到，陈独秀作为《新青年》杂志主编和北大文科学长，外貌不修边幅，思绪汪洋恣肆，溢满新思想的渴望，同时也狂放不羁，以目空一切的气势寻找救国救民之科学，奋勇充当这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领军人物，不惧军警抓捕和坐牢。

　　李大钊身为北大图书馆馆长，身材修长而健壮，始终心系劳工群众，一心为民谋福利，肝胆照人、无私无畏地率先将马列主义作为科学道路引进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军阀断头台。他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又是建党运动中贡献卓著而人格完美的代表。

　　关键助推者蔡元培

　　作为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以及美育教育制度的早期奠基人和开拓者，蔡元培为让北大抖落掉官僚腐朽习气、建设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以便培育“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的救国英才，创建和实施一整套不拘一格地引进和任用特殊人才的大学制度，践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策略，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辜鸿铭、黄侃等一大批杰出人物脱颖而出提供了大舞台。特别是当他们中的“新文化派”与“复古派”之间陷于水火不容的对峙时，这位个头不高、貌不惊人的年届半百者，以超乎寻常的宽阔胸襟将对立的双方同时包容，既劝说陈独秀和胡适等冷静对待，也竭力安抚林纾和辜鸿铭等，甚至鼓励他们通过系列学术演讲而进行平等竞争（见第11至17集）。这一制度性举措，不仅为双方保留了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公平的职场空间，更通过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而让新思想火花迅速传播至大学院墙外乃至华夏大地。在剧中，蔡元培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默然而又关键的幕后助推者。

　　主将胡适与鲁迅的身影

　　不仅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而且“新文化派”的其他主将和骨干如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也都各尽其才、各显其能，共同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胡适既是陈独秀在《新青年》推举和向北大力荐的“文学革命”的风云人物，也是经蔡元培首肯和重用的“研究高深学问”之代表。当尚未获取博士学位的胡适被任命为校评议委员会成员时，“复古派”率先起来反对。在胡适发表公开演讲时，自负的辜鸿铭在场发难，却被胡适机智地应对。随后胡适在演讲中承诺：“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此后他的作用愈益活跃，包括通过参与系列演讲而传播白话文、作为教授团代表与英国大使谈判、宣传新文化及其他学术思想等。不过，胡适在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同行一段后就渐行渐远，走上另一条道路。

　　周树人受蔡元培委托，设计出北大至今仍在使用的别出心裁的精妙校徽，其才华受到众人一致嘉许。他还为《新青年》撰稿，其惊世之作《狂人日记》就在此期间酝酿和写就。第14至15集对这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的横空出世过程，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身形瘦弱的周树人在亲眼目击身边朋友受旧礼教毒害的遭遇后，乘夜激愤地提笔写稿，足不出户多日后写成，并郑重地署名“鲁迅”，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交口称颂。该剧生动地表现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同仁和北大人对《狂人日记》和鲁迅的礼赞，从一个侧面记录下该杂志和鲁迅作品所产生的超常传播效应，令人印象深刻。

　　“复古派”也有真知灼见

　　同样需要重视该剧对“复古派”的配对设计和重点描绘。作为反对“新文化派”的头面人物，林纾在第16、22至24集较为集中地出场亮相，难得地没有被丑化或滑稽化，而是敞亮出一种鲜明的旧式文人气度：一方面在学术立场上顽固地反对新文化，写了《荆生》《妖梦》等小说予以影射攻击；另一方面又在人品上不屑于像“复古派”议员张长礼和反动学生张丰载那样采取阴险手段，而是敢于在《公言报》上以公开信方式向蔡元培致歉，显示出文人的磊落胸怀。

　　学贯中西、学养丰厚和思想独特的辜鸿铭，虽然留蓄长辫子、做人讲排场和喜欢摆谱，但在第11集认真讲起“论中国人的精神”来，则是妙语连珠、思如泉涌：“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feeling）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是来源于身体器官感觉意义上的，也不是来源于你们会说的那种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或灵魂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他的这些观点深深吸引在场的北大学生。“中国人具有同情的力量——因为他们完全过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他总结说：“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既拥有成年人的智慧而又童心未泯。因此中国人的精神乃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族类不朽的精神。”（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这些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新异而合理的见解，被叙述得掷地有声、流光溢彩，想必就连当代听众也会感叹其独特而又精辟。

　　正是通过对“新文化派”和“复古派”双方代表人物的公正和平等叙述，特别是由于跨越过去曾有的偏见而着力发掘他们有过的正面作用和真知灼见，纵情渲染两派间论战掀起的思想风暴，新文化运动的整体精神风貌才得到全面而深刻的描绘，其多元而丰富的历史意蕴得以向今天的观众敞开。

　　毛泽东的精神传承者作用

　　还应当看到，该剧注意表现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邓中夏、赵世炎和陈延年等更年轻一代的作用，体现大学生层面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定角色。

　　毛泽东虽然不是北大的正式教师和学生，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现场也呈现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第3集，毛泽东在长沙与蔡和森等阅读《青年》杂志而打算投稿；第7集写出《体育之研究》而由《新青年》发表；第15集成立新民学会；第17集，经杨昌济引荐,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并受到陈独秀关注；第18集，毛泽东在李大钊启发下寻找救国真理。这些细节展现都为毛泽东后来参与建党作了必要的精神铺垫。到第25集，毛泽东向陈独秀、李大钊辞行，表示要研究中国到底缺什么，并探索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如何才能走得通科学与民主相接轨的路”。最后的第41至43集，叙述毛泽东先后在北大和上海面见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他们的建议，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

　　可以说，《觉醒年代》在描摹新文化运动代表性人物形象时，建构起一个多层次动态群像系统：首先一层是两位主人公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该运动的双核，其次一层是蔡元培作为其幕后助推者，再一层是鲁迅等作为主将，以及又一层是“复古派”作为“新文化派”的既相互差异而又彼此难以分离的对手，最后一层是毛泽东等年轻一代作为其精神传承者。尽管有关陈独秀舐犊之情的重点渲染尚可商榷，大学生层次人物塑造相对较弱，但毕竟为当代观众奉献出了一组中国文化新纪元开创者的各具个性而栩栩如生的风雨群雕。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