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合肥仪表厂宿舍严重老化，但工厂已破产，暮年的工人们历时8年期待（引题）

一家企业小区的改建之路（主题）

编者按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有一类小区的情况颇为复杂。它们曾经是城市的住宅名片，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住宅梦想。但时光荏苒，它们逐渐老去，毕竟，昔日建筑水平有限，加之年久失修，老楼里不仅已经添不进现代设施，甚至维持现有建筑安全都成了问题，改建迫在眉睫。

这样的小区在许多城市都存在。有的城市已经启动了对建筑结构差、年久失修、基础设施损坏缺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不成套公有住房为主的简易住宅楼和经鉴定没有加固价值的危旧楼房”的改建工作，并选定相关小区逐步试点。

但是，改建工作非常复杂。这些小区一无物业二无业委会，产权构成复杂，有的连建房的主管单位都已不复存在，居民整体老龄化，部分居民收入有限，诉求各异。改建由谁来组织谁来监管，费用如何筹措，居民的不同诉求如何协调？

仪表厂已成过往，年迈工人拄着拐故土难迁，大家历时8年，摸索到了家园重建之路。当然，不是每个小区都能做到如此。但是，合肥仪表厂小区的成功改建，其经验依然是借鉴意义。

当81岁的合肥仪表厂宿舍区居民杨玉瑞再次来到小区时，红砖裸露，地面泥泞，杂草丛生。“建新房、住新房、安康生活靠大家”的横幅在门口的树上挂着。

这里马上要拆迁了，杨玉瑞到处走走看看，不时掏出手机拍拍。在此生活了近50年，乍一离开，心里有很多不舍，但他并没有沮丧，因为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还会搬回到这里，这里也将焕然一新。

到了实施层面，各种问题浮现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合肥仪表厂宿舍，破败已十分明显。由于小区过于老化，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无法进入，居民生活已有诸多不便。“天然气无法安装，大多选择煤气罐，甚至有的还用煤球，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实在是不得不拆了。”同绝大多数居民一样，杨玉瑞对于拆迁有着强烈期望。

早在2013年，小区居民便开始酝酿拆迁工作，向政府反映了征迁意愿。虽然都想拆迁，但是一到具体实施层面，各种问题马上浮出水面。

“按照以往工作模式，我们做入户摸底工作，谁知道在这一步就很难进行下去了。”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友谊社区书记李子平说，由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很多房子是空的，联系不到户主。”这样的难题着实让他苦恼。“让居民主动积极参与进来！”在梳理研究一些成功案例后，李子平与同事们想到了这点。

2015年4月18日，友谊社区动员居民投票，选举成立了居民征迁自治小组，推选楼栋长，征迁过程中遇到难题让居民协商，实行群众自治，动员群众自己做工作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做动员相结合，使群众自愿或主动签订协议与搬迁。2017年12月，合肥仪表厂宿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式启动。

“自治小组成员完全由居民选举出来的，都是老厂员工，知根知底，大家自然会选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李子平说，“自治组成员从一开始的11人到后来16人，加上各栋楼的楼栋长，这40多人成为自治拆迁工作的主力军。”

2020年12月21日，仪表厂宿舍小区正式启动住户搬迁工作，截至2021年1月21日，住户已全部搬迁完毕。“该项目涉及25栋居民楼、645户、居民2000多人，一个月内完成了100%搬迁，而且零上访，这在拆迁工作中是比较罕见的。”李子平说。

11个人，25条腿

在李子平看来，仪表厂小区的拆迁工作之所以能顺利进行，绝大部分靠的是“居民自治”。不过，这“居民自治”不是一句话的事。自治小组成立后，他们先后动员完成了小区全部征迁协议的预签、全部房产证土地证的上交，以及全部住户的搬迁工作，而李子平一开始遇到的“住户难联系”问题，也是全托自治小组的不断联系走访才得以解决的。

“有的人在外地，年纪大了，来一次不容易，便由自治小组全权代理；有的联系不上，四处联系了好多人才找到；有的在国外，商量相关事宜的电话费都打了不少。结果呢，小组成员连电话费都不要我们报销，盒饭都不吃一顿。”在动员搬迁过程中，李子平感受到了自治小组的力量和情操。

平均年龄80岁的自治小组成员，大多有着辉煌的过去。早年在工厂里，他们曾是优秀的工人，是同事眼中的榜样、身边的楷模。这种情操和威望一直延续至今，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组织了“红细胞”志愿服务队在小区抗击疫情。

如今，老工人又组成了拆迁自治小组，他们和街道、社区一起参与完成了整个小区搬迁过程，历时8年，并担任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的拆迁工作，就在他们一次次联系，一次次上门中推进。

“政府引导、群众自治、分段实施、逐步推进。这是我们自治小组成员牢记在心的16字方针。”杨玉瑞是拆迁自治小组常务副组长，退休前是合肥仪表厂总工程师，“刚开始11个人，25条腿，多出的三条腿是拐棍。”

“招手、握手、牵手、拉手、但不撒手。”曾做过11年调解员的李子平深刻感悟到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并非一句简单的话，需要通过实践摸索出一条符合实际情况的道路。为实现走“居民自治”之路，达“和谐拆迁”目标，芜湖路街道成立“仪表厂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党工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办事处主任为组长，社区包联领导为常务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和友谊社区书记为成员。下设“拆迁工作组”“居民拆迁自治小组”“办公室”和4个“拆迁签定小组”，另设“大建设临时党支部”和“居民拆迁自治小组临时党支部”，形成分工明确又合力联动的组织架构。

“光靠我们和楼栋长去跟居民沟通，说得再好也解决不了拆迁中产生的补偿、安置等实际问题。是党和政府给了好政策，我们肯定要尽心尽力把好事办好。”自治小组成员王广祥说，在他心里，“自治”只是一种拆迁模式，最重要的，还是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宿舍小区是他们共同的家

乡愁难舍，所谓拆迁是“天下第一难事”，除了经济补偿、个人因素、安置搬迁等现实问题上的考量和争论外，还有个怎么也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故土难离。

上世纪50年代末期，许多技术人员离开了上海、南京和浙江，来到了合肥仪表厂，支援安徽建设，为我国流量仪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些工人而言，合肥就是自己的故乡，仪表厂小区就是自己的家。2003年7月，合肥仪表厂进行了政策性破产，时光荏苒，而曾经的青年工人如今也成了迟暮老人。

“我们早就把这当家了。”今年85岁的郑秀玉就是合肥仪表厂的元老，也是自治小组成员，1958年建厂初，她就从上海来到合肥，如今已是60个年头了。和合肥本地的工人不一样，外来的仪表厂工人们已经把仪表厂宿舍小区当做了自己的家，对于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老工人来说，这里多了一层故乡的含义。

原址回迁，是政策中的温度，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包容与关怀。据了解，除了138户因为各种原因而选择了货币化安置外，剩下的居民将实行原地回迁，新的安置房将在完成一系列规定程序后，于年后在合肥仪表厂宿舍原地尽快开工建设。

“我们希望在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同时，也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让老工人在心里有回忆，感情上有寄托，记得住乡愁。”芜湖路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振羽说。

对于仪表厂的老工人来说，这里过去是他们共同的家，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幸福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