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震动全国的瓮安事件，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被冲击，中学生成为街头闹事的主力。瓮安事件有当地社会治安混乱、命案留下悬疑等复杂背景，中学生的一时冲动害了社会也害了自己。事后如何处置这些涉案的未成年人？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力主贯彻教育、挽救的方针，不使用监禁刑，让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学校、回归家庭。省政法委为此作出决定，“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近日，据媒体报道，8年后，当初104名涉案青少年中，已有94人的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被消除。瓮安县指派专门的老师，了解家庭背景、思想状况，量身定制帮扶方案。目前，有76人考上了大学，没上大学的普遍找到了体面的工作，有的甚至获得了县级荣誉奖励。

　　如果当初对他们采取一味严惩的做法，一棍子打死，就不会有今天的回归社会。瓮安事件提示，对于那些处在主流社会法律、文化规范边缘的人群，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潘晓讨论：年长一代的耐心和热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年轻人分别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信，对“十年浩劫”后国家如何恢复元气感到迷茫，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1980年5月，该杂志将两人的“吐槽”合编为一封“潘晓来信”刊出，立刻引发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有6万多人给编辑部来信各抒己见。

　　那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初始时代。对于这样的负面情绪和认知，这份团刊不是居高临下、严词驳斥，而是平等对话、循循善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专程来到编辑部，座谈了近3小时，诚恳地表示：

　　“这个讨论引起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

　　“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年后，编辑部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分成4个部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这场讨论被20世纪80年代过来人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为我们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知识同构，情感共振

　　1987年7月3日，笔者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高校师生，写出述评《书海迷人需舟楫－－首都大学生读书生活透视》。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说：“学生的读书兴趣变化太快，我们想亦步亦趋，也力不从心。”而同学们则埋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不能与学生’知识同构'，对话不能以学术对学术，就难以再深入到思想的其他层面。”

　　早年《中国青年》杂志创始人恽代英，每天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不管多忙，都一一回复。《中国青年》发表了大量与读者探讨恋爱、婚姻、学习、工作的文章，在人生观、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等方面给予引导性意见。恽代英有句名言：“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

　　1987年年初，强调对大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人民日报》发表高海浩、蔡志培的通讯《走上探求真理的讲台－－记浙江“马克思主义讲演团”三位青年理论工作者》，体现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知识同构”。团干部孙荣根，浙江财经学院教师吕竺笙、陈寿灿，都是20岁出头，本科或研究生毕业，与其他年轻人一样曾对西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被尼采优美的文笔所吸引，钻进去再跳出来，现身说法自有一份打动人心的思想魅力：

　　“萨特早期强调'个人选择‘’绝对自由'，而后期推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当萨特自己终于愿意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之时，我们却还在盲目崇拜他过去的哲学。”

　　“怀疑，往往导致轻信。而成熟的标志，则是由怀疑走向科学的理性。”

　　三位年轻的理论工作者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杭州的高等院校开讲座，以一个知识广博、善解人意的兄长形象，出现在大学生面前。这样的宣传教育、思想引导，才能够“入耳入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