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新基建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将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也会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就业优先政策的实施力度。在加大投资新基建的同时，推动扩大就业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增强劳动力市场应对重大外部冲击的韧性，努力使劳动力市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得到基本控制，如何进一步稳增长、保就业就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为了保障复工复产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政策。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加大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正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随着新基建投资项目的大规模展开，我国的就业结构升级也获得了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动力。

　　新基建概念，最早是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建设，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界定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具体来说，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领域，即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其核心就是夯实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基建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将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加快，而经济结构变动的同时，也会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是从就业的行业结构看，新经济领域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数量将大大增加。近些年来，我国新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核算，2018年，全国“三新”（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6.1%；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2.2%，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点。新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位移”，新经济正在成为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发动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测算，2007年我国在新经济部门就业的人数大概是4000万，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8000万，直接贡献了整个就业的10.1%。同时，新经济部门的就业还带动了6.4%的传统部门就业，两者加起来有16.5%。另据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互联网平台雇佣598万正规就业者，同时还带动提供了共享服务的劳动者人数达到7500万人。此外，以新基建的核心内容之一5G建设为例，据估计，2020 年5G正式商用后将直接为社会创造约54万个就业机会；随着5G应用范围的扩展与应用领域的深化，2025年，5G将提供约350万个就业机会；到2030年，5G将带动超过800万人就业，而间接带动就业的规模更是将达到1150万个。

　　二是从就业的三个产业结构看，将使我国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与传统基建不同的是，新基建更侧重于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将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而这些行业类型更多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服务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新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与就业的冲击来看，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服务业。目前，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很高，2019年达到54%。不仅如此，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最重要的阵地，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达到3.6亿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了46%。这就是说，在疫情下，服务业从业人员出现就业困难的数量会较大。因此，此次大力加强新基建的投资，除了增厚新经济的发展动力外，稳固服务业就业基本盘、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就业阵地，应该也是其中的考量之一。

　　三是从就业的素质结构看，将进一步提高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就业人员的素质结构。目前，我国就业人员总规模有7.75亿人。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队伍的素质结构有了较大的提高，比如早在2016年，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就达到了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而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0%以上。但是，客观地说，与新经济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劳动力素质和人才结构仍存在着较大的短板。以人工智能为例，有关部门预计，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而根据教育部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的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国内的供求比例约为1∶10，供需比例严重失衡。此次国家加强对新基建的投资建设，必将使新经济领域的人才需求矛盾更加突出。但与此同时，这也会对我国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体制改革施加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对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优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然，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力度，也需要关注对传统产业及其就业模式带来的影响。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技术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大量旧岗位的减少和新岗位的增加，从而增大摩擦性失业的风险。尽管从长期来看，最终会由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使得就业总量并不会减少甚至增加，但短期的转型冲击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以机器人技术为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未来就业报告》中认为，目前，机器人可以完成的任务占到当前工作的29%，但到2022年，预计机器可以完成的任务将多达42%，其中低技能和常规工作岗位的需求将大大减少。

　　由此可见，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力度，不仅有利于当前缓解疫情对就业的暂时冲击，也会对我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带来更多的机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就业优先政策的实施力度。在当前阶段，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必须以稳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在加大投资新基建的同时，推动扩大就业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增强劳动力市场应对重大外部冲击的韧性，努力使劳动力市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新技术的发展。同时，高度关注转型过程中对就业带来的各种挑战，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